8月19日，在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自己那间办公室里，刘志向记者总结说:“（体育场馆）以前的招标都是‘甲方的招标’——通俗地说，（作为‘甲方’的国家）招一个干活的人。现在是‘招甲方’、招业主（owner），这是实质性的变化。”

　　更准确地概括奥运场馆“招标之变”——现在采用的方式叫:“项目法人招标。”

　　作为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志之忙出乎记者意料。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已经接近他下午要去封闭评标的时间——第二天，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布了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项目法人招标开标的消息:经过评审，产生了五名入围合格投标人（联合体）。9月份将从这五家投标人中产生最终的中标人。这最终的中标人，刘志说，“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都由它来完成”。

　　如果套用更合乎国际惯例的界定，普华永道高级经理丛宏彬说:“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是标准的BOT（建设—运营—转移）模式。”作为北京市发计委聘请的奥运项目财务顾问，丛宏彬参加了七个法人招标项目中四个的财务测算，他解释说，“用‘甲方’来比喻，目的是方便大家理解。但项目法人招标，其所覆盖范围，远远超过‘甲方’概念。”在给记者足够细致的解释后，丛宏彬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大型社会公益项目的政府融资模式。”

　　“或许PPP（政府、民间资本合伙制）更能描述我们这次奥运场馆的运作模式。”丛宏彬解释说，“这意味着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伙，完成过去单纯由政府完成的项目。”

　　2008年奥运会，包括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乡村赛马场等，以及会议中心、奥运村等配套设施实行项目法人招标。最简明地描述，这些体育场馆，刘志说，“除了国家体育场，财政掏总投资的58%之外，其他场馆，国家不拿一分钱”。

　　目前，国家体育场的中标者已经产生，中信集团联合体成为最终的胜出者。同时，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与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的入围投标人，业已评出。奥组委工程部向记者提供的工作日程安排表明，七个项目法人招标工作，“年底前完成”。

　　对比于奥运会相对缜密复杂的融投资体制，1990年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寿堂回忆当年，“（亚运）投资来源，国家一部分、地方自筹一部分、集资一部分、捐赠一部分，还有一点贷款”。这位当时任国家体委计划司司长的75岁老人说，“亚运会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就成了国家体委的直属单位，是事业单位，国家财政掏钱养着。”像这样由政府经营、运作体育场馆，刘志说:“如果奥运会一系列场馆也这样全部由政府投资，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背上一个大包袱。”

　　亚运奥运之间，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教授任海的观察结论是:“时空完全变化了。当年（亚运会）的核心是政治任务，而现在关键是如何与国际接轨。”

　　国家体育场的历史地理

　　在记者接触到的相关官方文件里，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的“鸟巢”一律被正式称为:国家体育场。但有趣的是，记者接触的与奥运场馆相关的官员，又都习惯在称呼国家体育场时，用“鸟巢”一词。惟一的例外，是前国家体委计划司司长李寿堂，他当然知道“鸟巢”，但他更习惯说“国家体育场”。

　　至少在20年前，当时就有一个名为国家体育场筹备处的机构在运转，李寿堂是这个筹备处的两位副主任之一。稍后，因为北京得到1990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国家体育场筹备处顺理成章地易名为:亚运会工程指挥部。李寿堂又成为当时指挥部两位副总指挥之一。“当时当然想把国家体育场与亚运会放在一起来考虑，但即使亚运会主办权没有拿下来，国家体育场可能还是会考虑建设的。”在1990年亚运会主办权确定之前，李寿堂就带领一个由8位成员构成的小型考察团，去美国、加拿大与日本这三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考察奥运场馆的规划、设计与功能等方面。“但是，拿到了亚运会的主办权，我们反而没有再派代表团出去考察了。”

　　李寿堂回忆说，“国家体育场，最早的建设意图，大约50年代就有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是贺龙，他把国家体育场的位置定在了现在的五棵松附近。这块地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当时还搞过设计方案比赛。后来形势变化，这事也就搁了下来。”北京市规委详细规划处的苏晶肯定了李寿堂的记忆，他更准确地描述说，“那年是1953年。北京有个‘都市发展计划’，这个计划里，决定将五棵松留下来做体育用地。”

　　“要举办亚运会，当然首先会考虑国家体育场。五棵松自然成为重点的考虑地点。”李寿堂说，“除了五棵松，当时亚运会选址，还考察过西郊机场。结果发现这两个位置地方都不够用了，小了。”结果，亚运会的主赛场选在了北京的北面。

　　虽然是第一次举办亚运会，“我们却没有建国家体育场。”李寿堂说，“现在亚运村那里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规划是未来的国家体育场建设的训练场。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建设国家体育场，但投资实在比较大，权衡再三，还是没有建。不过，当时把国家体育场的地留了下来，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南面，但现在的位置却定在了北面，可能南面的地又不够了。”

　　一次次为未来的国家体育场留下的地，等到真正需要使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99年3月，北京市成立了奥运选址领导小组，苏晶说:“当时主要由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对规划选地进行研究。产生了三个方案:以北为主、以东或以东南为主。”

　　反复的研究权衡，奥运选址最后集中在三个位置上。苏晶介绍说:“北边，就是现在的奥运用地，1990年亚运会后，当时已有想趁热打铁申办奥运会的念头，所以这块地一直留了下来。实际上是顶着开发压力留下来的，不开发，企业和老百姓都有损失。北部地区基本设施比较好，城市基本功能也比较完善。东南垡头方向，当时确定的城市发展方向是向东南进军，希望能借助申办活动带动，在京津塘地区作跨越发展。东南地区不少大型国企，想法是结合老厂区的改造，对城市重新进行整合。但垡头地区老化工企业集中，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改造比较困难，如果没有大的外力冲击，很难改造。所以想通过奥运一举解决问题。南部亦庄是北京的卫星城，离城市有4～5公里。有一定的空间，经济势头也很猛，急需新产业带动，使周围丰富起来。”苏晶的印象是，“这三个方案报上去之后争议很大。”

　　举办亚运会与申办奥运会，时间不同了，北京市建委副总工程师戴孟东向记者比较说，“（亚运会时）当时的基础的确是差，选亚运村那块地，也是没有别的余地的选择。因为无论从基础设施、交通还是水资源条件，北边的条件都好于南边。但当奥运会选址时，通过亚运会的实例来思考（亚运带动了一个区域的迅速发展），相对主流一些的意见是北边已经很好了，应该考虑南边的发展。”

　　在规划委的三个方案出台后，苏晶说:“开始，请国内12名知名专家开论证会，结果赞成北郊、亦庄方案各半。后来，又请清华大学、中规院、环科院进一步论证。”

　　资料表明，1999年12月9日北京市长办公会议确定，奥运中心区选址在北中轴地区。

　　对于这个决定，戴孟东解释说:“后来大家意识到，这里存在着是确保申办成功还是优先考虑带动经济发展。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水平参差不齐，单单北京的北部和南部差距就很大，我们是跟世界在比较。从空气质量、基础设施这些硬件说，拿我们最好的北边跟别人比，差距还很大，何况南部！另外，如果在南边搞，财力的投入也肯定特别大，所以奥运中心区选择了北面。”

　　苏晶说:“当时更现实的考虑是，北京的申办实际上是与十个城市在竞争，如果申办不成功的话，更谈不上改造。”

　　观察北京的历史与地理，“现在北京的框架性结构是明清时期以来形成的，中轴线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位置。”苏晶说，“放在这个位置上，也显示我们对奥运会的重视，对城市形象的形成也有很好的作用。当时选择北边，是个重大政治决策，现在看，这一步走对了。”

　　从50年代就开始留下地来，准备未来建设国家体育场的五棵松地区，“现在也终于使用上了。”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志说，“在奥运的整体盘子里，这里规划为大型的文化体育中心。奥运会的篮球比赛放在这里，同时还有配有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娱乐、商业、酒店以及写字楼，让它成为一个综合性社区。”

　　“鸟巢”的市场运作

　　刘志说起国家体育场，“‘鸟巢’在奥运场馆里有很多例外”。在记者的追问下，他对“最高”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作为标志性建筑，‘鸟巢’能不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是关键问题。”

　　8月9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举行项目签约仪式。中标人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分别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奥组委、北京市国有资产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特许权协议》、《国家体育场协议》和《合作经营合同》三个合同协议。“鸟巢”项目法人招标，从资格预审和意向征集开始，到最后签署合同协议，刘志说:“大约9个月时间，比国外同样工作节省了相当的时间。”

　　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志耐心地叙述了“鸟巢”项目法人招标的全过程:

　　“这次招标分为两阶段，资格预审和意向征集（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2月），当时有7家联合体报名。因为项目法人不仅仅是拿钱的，还要有设计、运营等各方面能力，所以对其资格审查有许多硬性要求。最后确定了5家联合体进入第二轮，这5家都是国际性的组合，主体分别为中、法、台湾地区、美国。

　　“第二阶段进行了5个月，2003年2月到7月，2月发出正式标书（用手比量一下，示意标书厚近一尺），把招标内容、设计方案、运营要求等一一列明，规定截标日为6月30日。最后进入投标的是4家，设计方案中一家提交的文件不完整，不是有效的法律文件，未通过符合性审查，又减少为3家，也就是中信联合体、北京建工和中建集团联合体。

　　“我们组织了一个很强的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有17位，国外的占一半，根据标的特点，17位专家分别是规划设计、场馆建设、融资、财务、保险、运营、法律以及奥林匹克事务专家，只有两位是政府官员——其实他们也是设计专家。评审按照公平原则，按照设计、财务运营、对文件的响应程度分组，加权评分，推荐第一、二名作为中标候选人，由招标代理机构（国信招标公司）提出推荐意见。计委受市政府委托，提出最终意见，报市政府审定。”

　　比较此次奥运会的七个项目法人招标场馆，“鸟巢”突出的例外事实之一是，它是惟一承诺“（北京）市政府将向本项目提供不低于总投资51%的资金支持”。在第二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志的回答即从这里开始，“政府向国家体育场出资，首先是为了确保它成为标志性建筑，达到最高水平。同时，因为工期特别紧，建设周期为30～35个月，政府需要严格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再者，未来‘鸟巢’的经营能否让老百姓进入，关键是门票能否让老百姓接受，如果过于商业化，门槛太高，显然不合适。这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必须要出资，而且是超过总投资一半的资金。”

　　确定政府投资超过一半的资金，奥运财务顾问丛宏彬介绍说:“这是经过再三的财务测算得出的结果。”

　　在具体运作里，究竟政府应出到什么样比例的资金，“这是一个政府与投标方博弈与谈判的过程。投标方必须在它的标书里提出自己的资金结构与比例，这是它们能否中标的考察条件之一。”刘志解释说，“最后政府与中标方中信集团联合体达成的协议是，政府出资占总投资的58%。”

　　出资42%的中标方中信集团联合体，得到的回报，刘志说，“他们拿的是特许经营权——北京市政府给他们30年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挣了钱我们不要，亏了钱我们不管。30年后场馆要完整地归还给北京市政府。移交条款要求，设施完整，设备完好”。

　　如果研究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布的国家体育场评标办法，相对突出所在是，八项评标因素——建筑设计优化方案（含投资估算）10%、建设方案15%、融资方案20%、运营方案25%、财务分析5%、保险方案5%、移交方案5%、对合同文件的响应15%——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分别是，运营方案（25%）与融资方案（20%），两者比重之和差不多接近一半。评标原则还规定:“在确定中标人顺序时，若有相同的最终评分，则按其运营方案得分高低进行排序，高者顺序居前。”刘志解释说，“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也即‘鸟巢’的商业计划，是最能考察投标人能力的因素。”而普华永道的高级经理丛宏彬解释说，“评标因素表明的是政府的需求，首先政府要选择最好的运营商，希望能够让体育场馆赚钱。同时注重融资能力，是期待尽量减少政府的投资，而且政府也不乐意看到中标方的承诺得不到保证。有此需求，显然这两项的权重上升了。”作为施工工程组的专家助手参加第一轮评标的戴孟东，对于评标办法中对运营方案的重视，向记者提供相对超然的解释是，“过去的类似工程，国家投了多少钱，十年之后能否收回成本，几乎没有考虑。当然，那个时代，也不太可能考虑到这个层面。这次奥运场馆建设投标，非常注重成本问题，因为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啊。而且，参加投标的都是世界级的专业人士，他们提出的方案，确实很多出乎我们想象。”

　　记者采访时，曾多方联络中标方中信集团联合体，希望能够了解他们对“鸟巢”的运营方案，但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中信集团方面婉拒了采访要求。对需要很高运营成本的国家体育场，刘志透露给记者的中信集团运营方案也很原则:“中信联合体对此有一套完整的商业计划，他们想让它变成旅游场所、文化演出场所等等，把整个主体育场纳入中信文化产业的经营链。”

　　BOT与PPP

　　在奥运会七个项目法人招标场馆中，“‘鸟巢’与‘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是两个相对特殊的项目。”刘志说，“其他几个项目，基本上都采用的是BOT（建设—运营—转移）模式。”对于媒体的相关报道，刘志自称也觉得奇怪，更有价值的政府融资新模式BOT，“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全球范围来观察，“BOT的真正广泛使用，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时代。”丛宏彬解释说，“这是当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内容。”

　　1994年从欧洲归来的丛宏彬，回国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BOT项目，“中国的许多第一个BOT项目，比如大桥、电厂、水厂等，我都有参与。”稍后，1997年丛宏彬去了美国普华永道两年时间，在美国仍然做的是BOT项目。有此经历，丛宏彬介绍说自己:“对这一模式的运作有足够宽泛的理解。”有意思的是，普华永道曾是撒切尔时代英国推进私有化的政府财务顾问，撒切尔政府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财务设计，基本上由普华永道完成。此次奥运会场馆七个法人招标项目，丛宏彬参加了其中四个项目的财务测算，在与记者约定不谈具体的测算——“如果谈具体的内容，将有违职业准则。特别在这个招投标的关键时刻。”——丛宏彬向记者描述了，“对中国很新，同时非常重要的政府融投资新方式”。

　　“最简单地来看BOT，它是配合国有资产民营化，或者说投资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后来对此有一个更具概括性的界定:PPP——也即政府、民间资本合伙制，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伙完成过去单纯由政府完成的项目。

　　“这个概念出现的源头，首先是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荷，同时随着社会法律环境的健全，使得政府花钱也要透明化，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去经营，又需要自我监督并向公众解释自己的经营，这里面有着利益冲突。引进民营资本，势在必然。而且，一般的共识是，政府运作项目的效益是赶不上企业的运作的，民营资本可以挖掘更多盈利的可能。政府将过去由自己经营的项目托交给民营资本，而民营资本又可从中获得自己的收益，这显然是一个双赢局面。

　　“对于中国而言，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中，我们选择的是渐变的方式，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道路选择。从理论上讲，绝大多数公共资产都适用PPP方式，比如英国已将这种模式引进到更传统的由政府经营的监狱与学校之中。但对于中国，在渐变的这个过程中，就要研究什么资产对民营资本是最有吸引力的。奥运场馆选择BOT模式，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具体到北京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是比较典型的PPP模式，因为国家有资本进入其间”。而其他项目，刘志解释说，“比如奥运村与国家体育馆，这次是打捆招标。从国家体育馆的角度而言，其运营成本较高，盈利的空间有限;而奥运村在奥运会后可以作为住宅小区出售，有相当的利润空间，所以两者打捆一起招标。中标方在国家体育馆上的亏损，可以拿奥运村经营所得来弥补，用此来吸引投资人。而国家体育馆，BOT模式也就是中标方建设、经营，30年后再完整地移交给国家。对于这一项目，无论国家还是投资人，都可从中获益。”

　　检索北京奥运的工作进程，去年4月，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即成立“奥运项目办公室”（专职负责奥运场馆和相关设施建设项目法人招投标的组织、协调工作），稍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组建辅助工作团队，聘请了财务、法律顾问机构和招标代理机构。财务顾问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普华永道联合体、香港汇丰银行。解释自己与普华永道的工作，丛宏彬说:“我们主要是制定大的财务战略与具体技术层面的计算工作。”

　　更具体地观察财务顾问在这一新型融资模式中的作用，丛宏彬解释说:“（财务顾问）要帮助政府分析项目资产的经济特性，根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由项目资产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在此基础上，由现金流数量、投资总额与市场投资人预期的投资回报率三个因素建立模型，凭此分析政府究竟应用什么形式来运作这个项目。”

　　相对通俗地理解，“在程序上，财务顾问需要为政府设计一个项目的运作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确保政府、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确保公众利益不受到损害”。在更为技术的层面上，财务顾问“需要对体育场之亏与商业开发之盈，进行平衡测算，并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使政府能够知道自己的底线。政府一旦明确了自己的底线，采用招标的方式，结果可能比预期的投入要少”。

　　七个项目的进展

　　丛宏彬评价此次奥运项目法人招标，“是开创性的”。刘志更概括地描述说，“中国政府在做一个大平台，这个平台不只是北京的，也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的。我们希望世界大牌知名公司进入中国，进入北京奥运会。”

　　七个项目法人招标，在第二次采访中，刘志简述了它们目前的进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严格按BOT方式运作，那么中标者会全盘负责该项目的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但我们发现国家体育场与国家游泳中心，其设计事实上已经由你们完成招标工作，这是BOT方式吗？

　　刘志: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因为国家有58%的投入，要控制其设计，使其设计能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所以设计先期招标完成了，当然接下来有一个如何完成设计方与中标方的联接问题。国家游泳中心，我们在招标书上写的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自筹资金建设，现在可以说了，它是由华侨捐资建设的，所以我们需要分别招标其设计者、建设者与运营者。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先看到“鸟巢”与“水立方”的设计。其他项目，都是由项目法人设计、建设与运营。也就是说，其设计方案会和中标者同时揭晓。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奥运村与国家体育馆一并打捆招标，这是怎么考虑的？

　　刘志:在我们招标项目里，奥运村可能是最赚钱的项目。从财务平衡的角度计算，将它与国家体育馆打捆，国家体育馆给特许经营30年;而奥运村赛后可作为住宅小区出售，而且我们希望奥运村是北京的住宅示范小区，成为样板区。因此，这一招标项目，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项目。在国家体育场的招标，我们要求投标方提出要求国家投资的比例，而奥运村与国家体育馆项目，我们则要求投标方提出一个上缴的综合地价比例。我们的财务测算认为，奥运村赚的钱，不仅盖一个国家体育馆足够，还会有余，这样，你就应该交一部分地价给国家。至于交多少，这由各个投标方自己去计算。如此一来，国家不仅可以得到一座体育馆，还可以弥补政府土地一级开发付出的成本。

　　三联生活周刊:五棵松的文化体育中心呢？它的体育馆与商业设施如何搭配？

　　刘志:这里的商业用地，我们希望形成一个综合性社区，而我们给中标方50年的经营权。这已经是很高的期限了。

　　三联生活周刊:奥运村里的会议中心，我记得过去叫会展中心，为什么现在改为会议中心了？

　　刘志:过去规划里确实是计划建成会展中心，但后来有了展览中心的新规划，所以就叫会议中心。会议中心旁边也向中标者提供商业用地，但商业用地究竟做什么开发，这是由投标人自己设计的。这里同样给50年的开发合同。

　　三联生活周刊: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乡村赛马场的进展呢？

　　刘志: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同样走水上运动中心加商业用地的模式。相对麻烦的是赛马场项目，考虑赚钱，如果政策特殊，这里可能是最赚钱的项目。我们第一轮招标，这里流标了，因为投标方没有超过两家。悉尼奥运会时，赛马场开始也流标了，而悉尼奥组员的有关官员是我们的顾问，他们知道我们流标了，很高兴，说这个项目招标不只是悉尼有困难。所以如何处理赛马场的招标问题，我们还需要动脑筋。

　　国家体育场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会场，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田径比赛将在这里举行。

　　国家体育场为带活动穹顶的体育场，规划建设规模15万平方米。体育场内共有100000个永久座位和临时座位。

　　中标机构

　　中信集团联合——中信集团、北京城建集团、美国金州控股集团

　　（中信集团:有BOT、EPC总承包经验，2002年《工程新闻纪录》评为全球225家最大国际承包商之一。北京城建集团:中国500家大型国企第70位。美国金州集团: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和保护项目，在中国做了700多个项目。）

　　顾问团队——法国万喜集团、法国布依格集团

　　（法国万喜集团:2002年《工程新闻纪录》排名全球承包商第一名，年营业收入170亿欧元。法国布依格集团:2002年《工程新闻纪录》排名第三名。）

　　战略合作伙伴——法兰西体育运营公司

　　承诺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项目承保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出资比例——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8%、中信集团联合体42%

　　国家体育馆+奥运村

　　国家体育馆: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体操、手球决赛等赛事将在这里举行。国家体育馆规划建设规模5万平方米，附加1.5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馆内有坐席19000个，包括永久坐席16000个，临时坐席3000个。项目法人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可以在政府规划许可范围内选择经营方式和业务范围。政府特许经营使用期为最长不超过30年。国家体育馆和奥运村两个项目打捆，招标确定项目法人。

　　奥运村:

　　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及11万平方米的临建设施面积，其基本内容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住宅、公寓及配套设施。奥运会期间将作为运动员、教练员公寓的使用。赛后用途包括:运动员公寓改为住宅出售或出租;服务人员休息区将成为住户的公用空间;餐厅、娱乐中心、购物中心等将改为休闲娱乐、会议中心附属用房等;综合诊所改造后将作为幼儿园;运动员锻炼区将改造为国际学校等。

　　国家游泳中心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决赛等赛事将在这里举行。规划建设规模8万平方米，中心内有坐席17000个，包括永久坐席4000个，临时坐席13000个。

　　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自筹资金建设国家游泳中心，投资估算约为1亿美元。通过招标确定的项目公司将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建设管理。项目公司将获得国家游泳中心最高不超过30年的特许经营权，并负责游泳中心的运营和维护（包括日常维护、非赛季维护和设施的到期更换），在特许经营期满后，将国家游泳中心无偿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

　　会议中心

　　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分为若干个会议及展览场馆，原则上展览场馆在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将分别用作乒乓球、击剑与现代五项、摔跤、羽毛球4个比赛用场地;部分会议场所在比赛期间满足国际广播中心（IBC）和主新闻中心（MPC）的使用需要。

　　会议中心将配备最先进的国际智能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数字程控交换机系统、卫星有线电视系统、背景音乐和紧急广播系统、多媒体电视会议系统、数字会议系统、视频点播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中央空调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消防自动化系统、安全防范监控系统和集成管理系统。

　　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篮球等赛事将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地区。中心总建筑规模为22万平方米左右，建筑内容包括篮球馆、临时性的棒球比赛场、临时性垒球比赛场等奥运会场馆设施，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包括五棵松游泳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室外田径场和练习场）和商业服务设施。

　　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建设总投资估算约30亿元人民币（仅供参考），海淀区人民政府邀请有兴趣的申请人根据现有设计方案对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进行融资、建设、经营。奥运会后，五棵松体育馆将用于国内、国际体育、文化和展览活动，以及大众娱乐活动。中标人将获得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最高不超过30年的特许经营权。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赛艇比赛将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潮白河向阳闸东北侧，整个公园占地302.7公顷。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规划建设规模2万平方米。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建设总投资估算约7.56亿元人民币（仅供参考），顺义区人民政府拟通过公开招标确定项目法人，负责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设计、建设、维护（包括日常维护和设施的到期更换）和运营;该项目中标公司将获得本项目最高不超过30年的特许经营权。

　　北京乡村赛马场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期间，马术项目将在北京乡村赛马场举行。北京乡村赛马场建设地点位于顺义区马坡镇潮白河向阳闸西南侧，总用地面积为370公顷。其中利用原有顺义乡村赛马场35公顷，扩建335公顷。北京乡村赛马场规划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北京乡村赛马场建设总投资估算约10.63亿元人民币（仅供参考），由场馆（地）建设投资和奥运会设施投资两部分组成。

(责任编辑：du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