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5年2月）本报记者晏秋秋

　　(命运，像一只颠簸的小船。在船上远眺，往往不知前路在何方。“文革”经历，是李富荣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当时全国知名的“帅小虎”，一下子成了“保皇派”，成了“修正主义苗子”。

无奈，他放下了手中的乒乓球拍。)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我肯定可以拿到更多的世界冠军。因为1965年我才22岁，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的快攻技术也比较先进成熟。“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来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理解”。怎么以前那么多的老领导，一下子都变成“走资派”了？为什么像我这样打乒乓球的，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了？

　　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练球了，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人心惶惶的。那个时候，我们还闹了一个“笑话”。“文革”前，荣高棠是体委的副主任，到我们乒乓球队来蹲过点，率领我们夺得过世界冠军。“文革”开始后，荣主任被打倒，被批斗。有一天，几个队友对我说：“知道吗，荣主任正在开会，从上午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吃呢。”我一听急了，那怎么行，我也没有多考虑，马上就和队友们到食堂里端了一锅饺子，就给荣主任送去。

　　这一下“闯祸”了。在批斗会现场，我们几个运动员“叮叮当当”地敲着饭碗走进去，给荣主任送上一碗饺子。正在挨斗的荣主任也愣了，连忙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快回去。”台下的人更是傻了眼。

　　当天晚上，我就被狠狠地批了一顿。以后大字报上常拿我做反面教材，说李富荣给荣高棠送饺子，是在“示威、复辟”。再后来批斗荣高棠时，常拉着我们去陪斗。一时间压力大得不得了。可是私下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做错。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人其实很简单。

　　(回忆起给荣高棠送饺子的故事，李富荣脸上有着微笑，又有点若有所思。“文革”对他而言，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此刻回忆起来，是一段感慨——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李富荣没有参加过任何“造反派”。)

　　那时在我们乒乓队里，有的同志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我们被打倒。徐寅生、郑敏之和我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如此，我到现在依然不恨庄则栋。“文革”是一场灾难，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庄则栋。庄则栋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了2年多。之后，先下放到山西，后来回北京去了他原少体校当教练，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毕竟，他为中国人带来过3个男单世界冠军，他还是有贡献的。

　　(两年前，庄则栋与邱钟惠合办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他给中国乒协和徐寅生、李富荣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语。据庄则栋表示，他很担心徐、李二人会不原谅他。但徐寅生和李富荣还是去参加了俱乐部开业典礼。三人在“文革”后，第一次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三人的“第二次握手”。)1971年，我们乒乓球队去名古屋比赛，回来后，我就担任运动员兼教练。1972年年底，周总理有一次赛前接见乒乓球队，当时总理问我：“李富荣你今年几岁了？”我回答：“29岁了。”周总理说：“29岁，还能打嘛，你可不要太早退役啊！”周总理这句话，激励我在当年冬训中积极开始准备。1973年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那时候毕竟年纪不小了，进了前8名，成绩还算可以。

　　(在一丝遗憾中，李富荣告别了他的球员生涯。其实我知道，他多少是有些失落的。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时刻，李富荣遭遇了命中的“坎”，好在他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文革”中，还有一次出国经历让我难忘，那就是参加了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我个人是非常想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算是“控制对象”，我觉得如果能够去美国，回来以后可能处境会好一点。果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那个兴奋劲啊，就别提了。

　　去美国之前，我们都还有点忐忑，不知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了那里，发觉所到之处人们都很热情，就是身边一直有保镖，感觉上有些不太习惯吧。后来尼克松总统接见我们，那场面也够大的。

　　当然了，既然叫“乒乓外交”，还要比一比乒乓球的。那时候，美国选手的水平不高，我们经常配双打，一个中国运动员搭配一个美国运动员，这样比赛才打得起来。至于我们的表演赛，更是让美国人如痴如醉。

　　(事先查阅资料时，我知道李富荣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折磨。但对这一切，李富荣并没有多谈，他只是说：“不开心的事情，记它干什么？我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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