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方纫秋珍藏了多年的相册，感觉沉甸甸的。这一份厚重不仅仅是有形的，更有着一种历史的厚度。德国、波兰、前苏联、柬埔寨，乃至非洲，作为球员和教练，方纫秋游历了近50个国家，而其中最珍贵的一张照片，无疑是1952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留下的那一张……

　　本版撰文 丁元元 实习生 马慧强

　　“我以前也不过是踢踢弄堂球，没想到竟然搞了一辈子足球。

”这是方纫秋的开场白。1952年，作为新中国足球代表队的一员，他参加了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此后，他从足球界的先驱，慢慢变成了元老。足球和奥运会，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两个词。

　　1929年9月11日，排行第二的方纫秋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父亲在邮政局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但事实上，邮政局的工资并不高，供养六个子女更使得一家人的生活异常清贫。

　　上海解放前，通货膨胀泛滥。方纫秋回忆道：“后来，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两斗米（大约20几斤），都不够我一个人吃，只是靠外祖父的补贴，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虽然时运艰难，生活清贫，但方纫秋的父母仍然不失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方纫秋并没有辜负父母的愿望，顺利考上了吴淞商船学校（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尽管如此，由于生活艰辛，家人仍然反对他踢球的爱好。

　　方纫秋说：“当时家里困难，粮食有限，但踢球的体能消耗很大，父母很担心我营养不良。另一方面，我踢球穿的鞋都是外祖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一个月也就能做个一两双，可是我只要一个星期球就能把鞋给踢坏了。”

　　1947年，方纫秋加入了业余的精武足球队，这是他足球生涯的起步。1951年，为了准备参加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有关方面开始进行层层选拔。先是苏州河两岸的各大学组成联队进行对抗，然后上海大学生联队与上海工人球队再进行较量。方纫秋和当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陈成达、在信谊药厂工作的张邦伦等人脱颖而出，先是入选了上海队，紧接着又是华东队。随后在天津，全国六大行政区和解放军、火车头队进行了顶尖对决，最终华东队名列第二，而方纫秋和华东队的另6名队员顺利入选了国家队。

　　当年战友，现在只有三人健在

　　“这张照片非常珍贵，照片上的人，只有我、陈成达和一位东北的运动员还健在。”捧出一沓沓珍贵的相册，黑白的照片已经渐渐泛黄，但这些相册却从未积灰。往事悠悠，看似茫远，却又近在眼前。

　　虽然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将近3年时间，但当时许多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尽全力阻挠中国参加奥运会。但经过我国政府的据理力争和友好国家的积极斡旋，就在奥运会开始前一天，新中国政府终于接到正式的参赛邀请函。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地说：“参加就是胜利。”

　　但事实上，对于参加奥运会的准备已经持续了多时，除了一年多时间的层层选拔球员之外，方纫秋和其他运动员还接受了有关外交礼仪等诸多方面的培训。

　　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个神圣的时刻。一架可乘坐二十几个人的小飞机，装载着当时的国家足球队、篮球队和一名游泳选手冲上了云霄，而他们所代表的，是刚刚站起来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出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感到巨大的荣耀。”对于当时的场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方纫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不过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从北京到赫尔辛基这一路整整花了四天。至今，方纫秋仍然记得当时停留过的每一个城市：“当时的小飞机连续飞行的时间很短，需要经常降落加油，一天大概只能飞8个小时。第一天先到乌拉巴托加油，然后降落在了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到了莫斯科，最后一天先在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加了油，然后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赫尔辛基。”

　　不过，当他们抵达芬兰时，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已经赛程过半。中国足球队错过了正式参加比赛的机会，方纫秋遗憾地说：“体育代表团最终成了一个观光团。”

　　但对于新中国的足球事业来说，却又不虚此行。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男足先与芬兰国家队、俱乐部队进行了两场比赛。在回国途中，他们途经波兰、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友谊比赛，虽然成绩算不上出色，但新中国足球第一次走向世界，却因此开创了一番新的天地。

　　方纫秋意味深长地说：“旧中国虽然也参加过奥运会，但从来也没取得什么成绩。当时我们参加奥运会的目标就是打破‘0’，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84年的许海峰才真正取得了‘0’的突破，但这段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育运动的成绩与国家的强盛有着直接的关联。”

　　方纫秋

　　●采访时间/2007.08.01●采访地点/上海

　　我以前也不过是踢踢弄堂球，没想到竟然搞了一辈子足球。

　　当时的小飞机连续飞行的时间很短，需要经常降落加油，一天大概只能飞8个小时。第一天先到乌拉巴托加油，然后降落在了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到了莫斯科，最后一天先在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加了油，然后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赫尔辛基。

　　新中国前足球还有前行者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男子足球队曾经先后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和1948年伦敦奥运会。

　　方纫秋先生回忆道：“我的老战友贾幼良曾经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张邦伦先生曾经参加过1948年伦敦奥运会。真可惜，他们如今都已经去世了。当时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他们只能通过沿街卖艺，前往欧洲参加比赛。”

　　1936年，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中国足球队踏上了出征的航船，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奔赴柏林，而是首先经香港，赴越南、新加坡、印尼、缅甸、印度各国作筹款比赛。在两个月内，他们共比赛27场，结果胜了23场，平4场，无一败绩。

　　然而，过度频繁的比赛造成了中国队队员的过度疲劳。在奥运会的首场比赛中，他们就遭遇了现代足球的鼻祖英格兰队。上半场双方经过苦战打成0：0，随后英格兰队利用中国队体力不支在10分钟内打进两球，遂以2：0取胜晋级。

　　1948年，当时球王李惠堂已经成为中国队的主教练，在他的带领下，球队以与12年前相同的方式筹款前往伦敦。但同样是由于体力消耗过大的原因，中国队在首轮淘汰赛中以0：4惨败于土耳其队，不得不打道回府。

　　●心跳回忆

　　他们不是11个人在战斗

　　79岁的方纫秋老先生，堪称新中国足球历史的“活化石”——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奥运会，34岁担任国家队主教练，80年代率领上海队获得第五届全运会冠军，职业联赛后他仍然担任顾问……

　　方先生说自己当初是踢踢弄堂球，在进入吴淞商船学校航海系就读了之后，他的梦想一直是成为船长，然而命运鬼使神差地安排，却让他与足球结下了终身不解的缘分。

　　1952年的奥运之旅，对于刚刚20出头的方纫秋来说，虽然留下了一丝遗憾，但这对于新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示范意义。而奥运会之后的一系列友谊比赛，更让中国足球认清了与世界的差距，知耻而后勇，勇敢地走出去，从而取得了相当飞速的发展。

　　方纫秋先生对于足球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歇过，他以足球为载体，实现了自己成为一个船长的“航海梦想”。而对于如今中国足球出现的不少问题，他更曾经奋笔疾书，振臂高呼。

　　方纫秋和他的队员们出征赫尔辛基的时候，也许并不曾想到，奥运会有朝一日会在自己的祖国举行。只是从1952年到2008年的半个多世纪中，相对于其他很多项目，中国足球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落后的面貌。

　　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参加奥运会就是一种胜利，但随着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完全应当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看着国奥队蒸蒸日上的成绩，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更重要的是，以“东道主”的身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的中国男足，他们并不只是11个人在战斗，他们有义务向那些为中国足球奉献了一生的老前辈，献上一份礼物。

(责任编辑：小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