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洛杉矶之前，中国人曾经有两次参与机会，却与奥运会擦肩。而被改变的，还有中国两代优秀运动员一生的命运

　　文/陈园园

　　假如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台湾当局没有从中介入；假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没有因为侵略阿富汗而遭到100多个国家的抵制，中国奥运的历史将会重写。

　　翻云覆雨的一瞬间，一批运动员的人生因此改变。如今，没有奥运冠军的光环笼罩，媒体上已很难找到他们的名字和踪迹。领袖一时的昔日英雄已经失落在星光熠熠的体育圈里。

　　时过境迁，再回忆当年与奥运会的失之交臂，只剩一声淡淡的叹息，和沧桑脸上的一丝苦笑：错过了，是一生的遗憾。

　　失约墨尔本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系统备战的奥运会。虽然在4年前，中国政府也曾派队员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发出邀请信过迟，中国一行40人的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过半，只有吴传玉赶上了百米仰泳的比赛，获得第五名。

　　面对墨尔本奥运会的参赛邀请，中国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前派往匈牙利训练的游泳队等一大批精英奉命回国备战，其中包括当年21岁的“百米蛙王”穆祥雄，和26岁的体操队首任队长陆恩淳。

　　解放后的中国体育经过几年的发展，尤其是1955年体育界的全面繁荣，已具备相当实力。10月2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体育馆里组织了一次正式的选拔赛，从全国1400多名运动员中选拔出举重、游泳、体操、足球等7个项目的92名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在北京集训，以备战两个月后的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支奥运集训队。

　　国家体委还在这一年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共49名“运动健将”名单，周总理亲自将“运动健将”的证章授予他们，并和他们一一握手。

　　以133公斤打破挺举世界纪录的陈镜开，篮球名将杨伯镛、田径名将郑凤荣都以不俗成绩入选了奥运会。在那次选拔赛上，陆恩淳独得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而穆祥雄在200米蛙泳中游出了2分38秒9的成绩，再次引起国际游泳界关注。

　　“我当时排名世界第二，可以说冲金有望”，如今满头银发的穆老追忆当年，依然颇为惋惜。早在1951年，穆祥雄就打破了全国100米蛙泳纪录，1954年首次夺得国际比赛冠军。当年21岁的穆祥雄，正值巅峰时期，是中国游泳队最有希望的夺金点。

　　临近比赛，队员们的奥运热情空前高涨。据陆恩淳回忆，当时代表团已经在北京体育馆试穿了奥运会比赛服，“我当模特儿，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在旁边走来走去，仔细端详，不断叮嘱我们‘一定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的精神！’想着就要参加奥运会了，当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一切准备就绪。11月初，各队做赛前动员，运动员们集结广州，静待出发。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作为先遣队伍已抵达墨尔本。

　　但几天后，传来台湾方面已经先期到达墨尔本升起青天白日旗的消息——国际奥委会在邀请中国大陆代表团的同时，也向台湾当局发送了邀请函。先遣团向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但没有效果。

　　1956年11月22日，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当日，为了表示抗议，中国政府决定抵制本届奥运会，董守义和黄中愤然离开墨尔本，集中在广州的体育代表团奉命解散。

　　为了检验实力，在奥运会举办的同时，国家体委在上海举办了奥运对抗赛。那次对抗赛上，穆祥雄200米蛙泳的成绩比墨尔本奥运会冠军还快了1.6秒。“很遗憾，如果当时我拿下了那块金牌，中国奥运夺金的历史至少要提前二十几年”。

　　第二年，穆祥雄创造了一年之内三破100米蛙泳世界纪录的奇迹。但由于中国政府在1958年全面断绝和国际奥委会及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关系，按照规定，退出单项联合会之后，即不能参加单项联合会承认的比赛，中国队员从此失去了几乎所有国际大赛的参赛机会。

　　60年代初，这一批运动员纷纷退役，担任教练工作，但他们的弟子仍没有太多国际赛场上露面的机会，就走向退役。这一代人，无论身为运动员或是教练员，都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被人们遗忘。

　　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直到1974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之下，当时由国家体委国际司六七个人组成的小组开始了争取重回国际奥委会的体育“公关”，在政治这只大手的推动下，中国运动员重新回到国际舞台。

　　1974年，中国首次组队参加第7届德黑兰亚运会，获金牌33枚，列团体总分第三。从1974年到1978年，多方斡旋下，中国逐步恢复了在篮球、游泳、田径、体操等各单项体操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

　　阔别国际体坛20年之后，1978年10月的国际体联第五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张健回忆说，“投票结果一宣布，台湾方面的代表站起身，拿了皮包就往外走，我们就赶紧走进会场，坐在他们原先的席位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牌子换上。”历史在两队人马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戏剧般的转合。这是几乎所有项目回到体育单项协会时都曾上演的一幕。

　　1979年底，《名古屋协定》签署，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而中国人进入奥运会的大门已关闭了近20年之久。

　　国家体委随即成立了备战1980年奥运会集训队。中国体育的第三代、第四代运动员们开始重燃起对于奥运会的期盼。

　　北京体育大学熊晓正教授告诉记者，这时期的运动员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革前留下来的老运动员；还有一些是像郎平这样，在文革期间，从业余体校成长起来的。文革期间，大多数体育项目处于停滞阶段，文革之后，中国体育界迎来了第二个大发展的时期。

　　跳水迎来陈肖霞、李孔政领衔的第一次辉煌；拥有“世界第一副攻手”汪嘉伟和沈富麟的中国男排，在第二届亚洲锦标赛上击败日本、韩国，首夺亚洲冠军；同年，女排也获得亚洲冠军，赢得奥运会入场券。

　　和1956年的那次奥运前一样，中国队做完赛前动员，量好了定做衣服的尺寸。却再次横生枝节。奥运会前，主办国前苏联突然出兵阿富汗，在美国的倡议之下，日本、加拿大、西德等64个国家及地区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也宣布抵制本届奥运会。

　　当年中国女排集训队成员周鹿敏回忆当时的失落：“虽然之前没参加过奥运会，但也知道奥运会的重要性，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很震惊。”

　　体操队从1978年恢复国际体联的席位之后，就开始备战奥运会。在简陋的北京体操馆里，老将蔡焕宗、李月久，和刚成长起来的李宁、童非等男女一共140多名运动员憋着劲一起准备了两年。

　　张健说：“当时的那支队伍是憋了太长时间了，只要说参加国际大赛，就有说不出的劲头，特别勇猛，斗志昂扬。”

　　两个月之后，中国体操队在美国举行的“抗奥”运动会上，找到了释放的机会。

　　张健回忆说，当时的比赛并不十分顺利，但队员们对大赛的渴望和精神令人震惊。李月久在第三项单杠比赛中，为了保证成功率，做空翻抓杆动作时，离杆过近，嘴一下子磕到了杠上。“当时，我站在杠下保护，听到很大的一声响，估计撞得不轻，只听他喊了声‘注意保护’，然后接着做完了动作，下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他嘴角流血了，整排牙已经齐根断掉”。但李月久执意不肯放弃比赛，在嘴里咬着纱布，贴上胶条，仍坚持完了比赛。张健描述说，“跳马的时候，一翻转，嘴里的血都能飞溅出来。”27岁的老将蔡焕宗也忍住伤痛，坚持完成了所有的比赛。

　　那次，中国首次击败了强大的日本队，获得团体冠军。虽然不是真正的奥运金牌，队员们仍激动地一夜无眠。

　　中国和奥运会再一次错失，这之后一批老队员相继退役。27岁“高龄”的周鹿敏没能等到下一届奥运会。退役后，周回上海做了教练。体操老将蔡焕宗离开赛场后，到海外执教。

　　1984年，中国队终于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赛场上。而当时体操赛场已经是小字辈李宁、童非的天下，年长一些的李月久、黄玉斌，都已经过了巅峰期，未能在奥运会上有所建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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