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吃”、“发手”与“枪手” 每天上午10点左右，22岁的王银河和4个朋友开始到网吧“上班”，“一个人操作3台电脑，疯狂发送中奖信息，一天发几千条”。
“一般要求中奖人缴纳850-950元的手续费。”王银河把那些网民的上当叫“中一枪”，“我们有5个"枪手"，专门在宾馆接听电话，就是要千方百计吸引网友"中二枪"。”
为了方便，王银河在宾馆包房，给大家吃住，“每天吃住成本要400-500元”。而他们的“生意”则靠运气，“1000个人中总会有三四个上当的打电话来”。在短短半年里，王银河和他的朋友们“空手套白狼”，骗取资金达二十多万元。生意最好的时候，因为学生“发手”短缺，一些饭店的女服务员也被雇去“发信息”。
不久前，《海南日报》驻儋州记者站记者孙乐明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一位叫杨德康的父亲称他的儿子杨敏已经“失踪”9天，他怀疑被人雇去搞网络诈骗。此前，一个朋友曾打电话给杨德康，让他儿子帮忙上网发虚假中奖信息，但被杨德康拒绝。
消失10天后，杨敏自行返回家中。杨敏，12岁，儋州市那大镇第二小学六年级学生，在“失踪”的10天里，他和同学一起去“作吃”(在儋州方言里，意指“自食其力、谋生”)。
杨敏眼中的“谋生”，就是和同学一起帮“染着黄发、开着轿车”的老板，到网吧发虚假中奖信息。他们的待遇是“每天包吃包住，还可以拿到20-30元的劳务费”。
类似杨敏这样的未成年人是“老板”们青睐的对象，“他们会上网、好玩，但又缺钱花”。让他们干活法律风险也低，“即使被警察抓住，也会因年幼而免予惩罚”。
杨敏估计，像他这样从事“作吃”的学生可能“有上千人”。这一数字无法证实，但他的推断来自“我们班就有3个人，其中一个已经干两年了”。
在一次代号为“净网”的行动中，儋州警方在“华陶古堡网吧”和“飞梭网吧”抓获涉案人员87名，查扣作案用电脑150多台。在这次抓获的87名犯罪嫌疑人中，绝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14岁。
在网络诈骗的圈子内，杨敏的角色一般叫“发手”，“专门在网上发布虚假中奖信息。”24岁的王银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另一拨叫“枪手”的人专门负责接“客户服务”电话，主要是说服那些回电的人“交钱领奖”，“一般老板或他信任的人到银行取钱”。
王银河从2005年就开始和朋友合伙从事网络诈骗，主要是“克隆”一些游戏网站或用QQ发送各种中奖信息，然后“客服人员”以办理领奖手续或交个人所得税等名义，让网民把钱汇入指定账户。
渴望“一种有品质的生活” 正在读小学6年级的杨敏表现出远远超越自己年龄段的成熟，“即使抓去，家里人去对警察说，是孩子，以后好好教育，警察也没有办法。”谈到“作吃”的提成，他显得很兴奋，“万元以下的每笔提一百，万元以上的每笔一千，十万元以上每笔一万。”
这个生活在离异单亲家庭、时常饱尝父亲老拳的孩子渴望“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我的一个朋友靠"作吃"挣了一部电动车，把我们羡慕坏了。”
“家长大部分都知道孩子在做什么，但有的不想管，有的想管管不了。”杨敏说，“"枪手"有的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有的几个月不回家，还有更长的。”
因为父亲经常出去打工，杨敏只得一个人呆在拥挤、杂乱的出租屋里。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离家出走了。
几天前，校长要求杨敏和父亲杨德康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书，“如果杨敏再次旷课达20节，即视为自动转学离开本校。”
9月18日晚10点，本报记者再次去探访杨敏，出租屋仍铁门紧锁。“晚上一直没见到杨敏放学归来。”隔壁邻居说。
在儋州，中小学生参与网络诈骗很普遍。去年4月，那大中学一位叫刘旭的学生因发送虚假中奖信息，在网络上诈骗钱财，被儋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这位擅长托马斯全旋、喜欢跳舞的高三学生，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文艺兵”。但父母不支持他跳舞，反而步步紧逼地督促他学习，这让刘旭心生强烈的反感。他开始迷恋网络，自学舞蹈，以“寻求自我价值”。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替别人做“发手”，并以2000元劳务费顶回一套网络诈骗的“专用光盘”。此后刘旭壮着胆子，开始独立网络诈骗。两天的单干，很快有了收获，他挖到了第一桶500元的“创业基金”，于是在儋州某宾馆包租了一间客房，作为“工作室”。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刘旭决定大干一场。他召集了3个初中同学陈华争、李翔和陈军。
被同学称为“军师”的陈华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尖子班的激烈竞争让他透不过气来，网络很快成为他放松、发泄的地方。李翔有点口吃，这让他很自卑，他觉得只有和好友刘旭、陈华争等人在一起时才感受到快乐。为了让大家重视他的存在，他决定“做点事出来”。陈军的“入伙”动机更简单：挣钱买部手机。
2005年年底，刘旭、陈华争等4人案发被捕，这也是儋州侦破的首例网络诈骗案。这些“网骗学生军”始终难以理解自己的处境，面对来访的记者，仍在看守所的他们疑惑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参加高考？”
(责任编辑：小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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