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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设医疗站点 北京奥运医疗打开“绿色通道”

http://2008.sohu.com 2007年09月27日09:06 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来说两句
  “大型体育赛事也是对主办国医疗技术与管理水平的考验。多哈亚运会上,韩国选手马术比赛意外身亡。组委会调看现场急救录像,审查急救员到达速度、抢救措施、转诊时间、治疗手段,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从而排除了医疗责任。
”中国运动医学学会副主任委员、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首席物理治疗师于长隆对记者说。

  奥运圣火将近,首次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如何为1万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20万名奥运服务注册人员、600万名来京观众提供医疗保障?目前工作进展如何?

  -现场急救

  在赛场设医疗站点

  在奥运村设综合诊所

  2008年北京奥运会授牌的定点医疗机构有22家,每家医疗机构都派出一批医务人员负责不同场地的医疗保障工作。比如中日友好医院负责奥运主场馆“鸟巢”;北京安贞医院负责英东游泳馆和媒体村;北京宣武医院负责武术和排球赛场;北京天坛医院一部分队伍进驻奥运村综合诊所,一部分负责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项目。北京急救中心将出动191辆急救车、940多位医护人员,驻扎在每一个比赛和训练场馆以及新闻中心、奥运村等处。

  设在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内的医疗团队,由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和医院专科医生组成,设医疗经理、副经理各1名。他们根据赛事特点,在比赛场地和训练场地四周设置医疗站点,以及时对紧急医疗需求做出反应,为注册运动员、裁判员、官员、工作人员以及持票观众提供医疗急救和转运服务。

  “运动员的病情一般是保密的,尤其是重点运动员,绝大多数都由各国队医自己处理,只有伤势严重需做CT、核磁等复杂检查或者手术时,才会求助于我们的医疗机构。”于长隆说。不过,赛场上出现险情,或者居住在奥运村的教练员、裁判员、官员、媒体记者生病时,需要我们提供医疗救治。

  设在奥运村的综合诊所现已动工,预计今年12月底完成。奥运会期间,不仅包括牙医、心理医师在内的各专业医师将云集于此,还有一支300人的康复队伍为奥运村居民服务。

  -后方诊疗

  运动员——中日友好医院

  媒体——北京安贞医院

  官员——北京协和医院

  对于赛场上和奥运村里需要转诊治疗的重症患者,各家医院也有分工——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定点医院是中日友好医院,奥组委邀请的官员在北京协和医院,媒体人员在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许朔介绍说,为迎接明年的奥运会,该院将把现在的国际医疗部改造成专门的接待区,原来以康复为主的80张病床将改为医疗用床。诊区设施尽量体现人文化,比如专门开设了两间特型运动员病房,为超高、超重运动员定制2.5米左右的病床,以及相应高度的马桶、房门等。

  为提升服务水平,该院已选派100名护士去日本学习,并从去年开始,就在国际医疗部开辟了11间“奥运模式病房”——就诊、住院、手术、检查等服务流程,全部按照明年奥运会的标准运行演练。

  技术力量上,该院将成立奥运医疗团队,专家以本院为主,遇有疑难重症时,也将邀请北医三院、天坛医院等有关医院的知名专家进行会诊。

  为保证运动员免受媒体、追星族等外界干扰,奥运期间,该院还将增加保安力量,加强病房看守。

  作为奥组委邀请的官员的定点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将特需医疗部辟为国际友人接诊区,配备技术精、英语好的医疗队伍,开设奥运绿色通道,国际友人病情报告由专人负责。

  负责媒体的北京安贞医院,将把即将竣工的门诊综合楼3层辟为奥运医疗专用区域,病房均提供宽带网络服务。

  该院医务处长陈方告诉记者,目前,全院包括保安、护工在内的3500多名员工,都接受了奥运精神内涵、文明礼仪、世界各国风俗禁忌等人文知识培训,窗口行业的技能培训已开展6期。

  按照北京奥组委要求,奥运会特定接诊医师必须具备用英文无障碍交流能力,能熟练出具中、英文对照的处方、病历和诊断证明。对此,陈方认为安贞医院并不紧张。该院以心肺血管病见长,医生大都在国外学习进修过,因此具备英、日、法、德语言的人才库。对于小语种,朝阳区团委届时将分派志愿者帮忙。

  但是,外语的确是奥运医疗面临的挑战。根据规定,奥运医疗导诊、收费等人员也需过英语关,对费用异议等能够无障碍地用英语解答。为此,各医院加大培训力度,北京市卫生局将开发网上英语多媒体教材,掀起全市医务人员迎奥运、学英语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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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州市发改局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我国农业基本是小农生产,如果不允许土地合理流转,就无法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毕竟现在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土地流转虽然可以积极探索,但必须谨慎对待。

  成都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对记者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担心:“我个人认为,农民土地入股公司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因为如果公司经营不善,走入困境,是否要执行土地承包权,该怎么执行,对农民会产生多大的风险,这些问题都要慎重研究,根据实践情况来决定,不断探索来完善。”

  然而,王永兵显得对此很有信心。“根据最初签订的框架协议,我们公司要负责保底分红的,不管今后的项目有没有盈利。原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等相关权利在法律上的存续期是多长时间,就可以做多长时间股东。”

  他同时认为,事实上,不仅农民不用担心,连他们公司本身也没有太多顾虑。“我们聘请了专门的法律顾问,研究了各种规定和文件,认为做这件事情并没有法律障碍了,而且8月21日成都市国土局出台了专门有关土地流转的文件,所以更有政策保障。”

  记者观察

  土地入股试点,勿以农民利益为筹码

  继重庆工商局率先发文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之后,成都也再次出现类似的探索。

  有专家向记者表达了对“土地入股”的疑虑。据统计,在不主张急于试点土地入股公司的观点中,大致归于三类:

  首先,大家都不怀疑当地主管部门造福农民的良好动机,但也非常担心。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后的底线,一旦以土地入股的公司宣布破产,就意味着农民土地本钱“输光”,农民“输”得起吗?

  其次,目前土地流转的试点,都用于建设农业项目,但一旦试点范围扩大,也许会扩大到非农业项目,那么会使本已稀缺的土地资源再度减少,国家反复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否能守住?

  第三,土地流动带来的农民转行或劳动力转移问题,当整家整户、多家多户的大批农业人口脱离土地的时候,在目前城镇就业、居住等民生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能否承受大批农业人口的“加快转移”?

  但记者采访的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包括土地入股公司在内土地流转,事实上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搞过小范围的试点,在有些地方有强烈的需要,而且目前的操作部门,基本是本领域的专业机关,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准可以把握试点的方向。

  该怎样平衡这些观点?北京一位宪法与行政法方面的知名学者表示,其实目前的很多争议可能和目前相关文件的法律层次有关。

  该学者认为,6月份下发的《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虽然经过国务院批准,但是文件的发文机关却是国家发改委,效力层次低于法律,而重庆工商局之类的机关出台的落实配套文件在法律效力方面也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进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本身是项非常复杂的事业,在落实过程中肯定需要不断的实验。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能够借鉴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特区的做法,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授权,对于包括土地入股等重大问题的允许先行实验。而对于成都和重庆来说,一些重大措施也应该由本级政府出台文件,因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政府是拥有行政立法权的。”

(责任编辑: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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