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5日，姚明运动馆在北京世贸天阶开幕。拥有亚洲最大液晶天幕的世贸天阶是北京的时尚地标之一。按那里的租金标准，总面积为4000平米的姚明运动馆月租金约为4万美元。把运动馆开到这样的地方，无疑也是姚明个人财富的一个标志。

　　如今的姚明不仅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运动员，同时也是中国价值最高的“单件出口商品”之一。他是中国篮球商业化的见证。

　　据姚明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透露，1996年，16岁的姚明在面对去美国的诱惑时，他能想到的是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当时，姚明已在上海东方青年队打了两年半球，他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而姚明的妈妈则更担心他的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而处境艰难。

　　但在经纪人章明基的策划下，姚明成功绕过了国内俱乐部和中国篮协的制度障碍，从NBA状元秀开始，在短短几年里，他迅速成为了中国的头号体育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体育的财富标志。

　　在输出姚明的过程中，中国篮协也开始了对商业体育特别是跨国经营的商业体育的适应过程。众所周知，中国体育体制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为基础发展的，那时的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在当时的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生活方面，人人有了选择的自由。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他领域的自由来得慢。按章明基的说法，如果姚明在上海电视机厂工作，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一份工作，他第二天就能走人。但作为上海东方队的队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球员特征包含国有资产”，中国篮协律师的这一诠释，意味着姚明出国遭遇的障碍是必然存在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造成声势，说姚明已做好准备打NBA，那么无论再设置多少障碍，中国的球迷就会把他进军NBA当成一个国家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目标。”章明基的策略收到了效果，在姚明出国的整个事件中，中国篮协遭遇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但正如中国篮协市场开发部部长肖红安所说，“所谓体制障碍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适应过程。”在姚明出国后的几年里，中国篮协已经渐渐认识到向NBA输送国内顶级球员，对中国篮球市场的培育是大有好处的。首先，中国球员登陆NBA是显示国内篮球水平和联赛水平的一个标志；其次，一个篮球偶像的树立会刺激国内篮球人口和篮球市场的成长，这些，都是中国篮球在现阶段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姚明出国之即，中国篮协出台了篮球经纪人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在当时被认为是仅仅为了应付单个事件而制造的政策压力。但从现在看来，它成为中国职业体育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制度准备之一。此外，在姚明出国后，中国篮协的其他规定，如职业球员出国后必须服从国家队的召唤，或者球员转会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等等，都出现了松动迹象。总的来说，中国篮球运动员出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姚明在自传中回忆起了当年的“苦日子”。1994年，姚明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当时我们穿的是国产老式球鞋，又旧又白，看起来就像那种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帆布鞋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

　　而在火箭队，队里有自己的飞机，队员不用通过安全关卡或者自己买机票，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有很多的食物供你享用，你不需要系安全带，还可以一直使用电脑。“我从来没有想到旅行也可以这么的舒适。在NBA第一年结束后回到中国跟国家队旅行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火箭队的飞机。”姚明说。

　　事实上，中国职业篮球在过去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大个队员至少可以坐上头等舱了。这当然只是一个生活细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篮球明星们已经出现了一拨富人。

　　他们的财富来自于一个走向成功的联赛：越来越多的人在观看国内的篮球赛，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为球队和球员提供赞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投资篮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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