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运动史都是财政史：孙英杰的辛酸跑路人生

　　6南京。

　　“多挣点钱给家里，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吧。”孙英杰的想法开始坚固。2005年10月，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孙英杰第三次夺取冠军，而且这项赛事也被计算为十运会马拉松赛成绩，这意味着，铁道部分给全运会冠军的奖金，她已经有了一份。

　　次日，孙英杰随教练飞抵南京，参加10000米比赛，人们为之诧异，一个人怎么能在两天内跑这么大的运动量呢？

　　根据孙方面的说法是，准备观赛的孙英杰经过王德显面前时，突然被叫住：“你怎么还不换衣服？马上就开始比赛了，赶紧换去！”教练的理由是，铁道部的领导要来看比赛，所以她必须参加。

　　之后的事情举国皆知，孙英杰拿到10000米比赛第二，尿检呈阳性，被处两年禁赛，而王德显被处终身禁赛，他们又和一名于姓公民在五大连池打了一场“厕所拾药”的官司⋯⋯事后回忆，孙英杰觉得浑浑噩噩，“那个时候我就是个行尸走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也不敢想，教练带我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

　　马桂兰说：“我们家英杰能吃那玩意儿吗？不可能。中间究竟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教练太贪了，马拉松、万米、5000米都想拿。可十运会那玩意儿不是为你王德显一人举办的，全中国各省市都盯着呢。你想包揽，那能行吗？”

　　这次事件的重要一点一直被忽视，就是孙英杰还被处以1万元罚款。这钱按照孙英杰的说法，是她自己交了。

　　禁赛期，孙英杰决定理财，看看自己多年来拿了多少奖金。她第一次找教练提钱的问题，教练也爽快，说给她算算，可是算出来的结果让她和家人大吃一惊，从1997年开始参加比赛到2005年，孙英杰家欠王德显10万元。

　　孙凤有异常愤怒，遂带女儿找火车头体协、田管中心讨要应得奖金。在经过火车头体协和田管中心的认真计算核实后，孙家应该得到60万元的现金卡和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套70平方米住房。60万元现金里，国家队那边大概36万元，王德显那边拿了20万元出来。而之前据报载，孙家讨要的奖金数目是260万元。按孙凤有的说法，这260万元是根据孙英杰一共得过84枚金牌计算出来的。60万元显然与他们预想的相去甚远。

　　这笔钱的讨索，也让孙英杰和王德显的关系迅速走向冰点。孙英杰开始感觉到队友对她的疏远，平时关系很好的队友，也都不怎么说话了，训练也不跟她一起，连吃饭也都把她孤立一旁。孙英杰生病吃药也开始自己掏钱了，“我刚到队里病得那么厉害，没有让我自己掏一分钱，可是那段时间因为兴奋剂和奖金的事情，我心情也不好，火特别大，一训练就感冒生病，可那时候我连感冒药都是自己掏钱去买，我知道指导不会像原来那样对我了。”

　　感冒药钱是小数目，孙英杰还自己掏了兴奋剂罚款和禁赛期间的四次飞行药检费。一次飞检是两千多，加上生活费用，从禁赛开始到逃离王德显，孙英杰掏了近3万元。

　　7呈贡或多巴训练基地。

　　逃离王德显的事情来得很突然。根据孙的说法，被王德显“看得很紧”的她，某天得到了机会。当时在王德显不在北京的家，而看孙英杰的人又恰好出去买东西，孙英杰就拿起东西跑了。

　　孙英杰说，跑到马路上后，她拦上一辆出租车就往北京站跑，“到北京站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问他们马上要开的一趟车是哪趟，然后就上去了，上车以后我才知道自己上的是一辆去南京的车吧，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还好列车员通过证件认出她，为她找了一个铺位，在那里她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在天津下车，再转车回到沈阳苏家屯。

　　2006年，孙英杰被火车头体协安排在陶绍明手下训练，并出现在云南呈贡训练基地。她说：“还有一年我就可以复出了，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就栽在药罐里出不了了，2008年奥运会我还想参加。”

　　2007年10月21日，是孙英杰结束禁赛期并准备复出的日子，她已经挑定了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比赛还有近20天时间时，她从青海多巴回到北京调整，以适应平原气候。然而，就在离比赛还有一周多时间时，教练陶绍明告诉她，北京马拉松比赛还是不要参加了，好好备战2008年1月份的厦门马拉松赛吧。

　　陶绍明的理由是，孙英杰恢复刚刚有了起步，训练慢慢步入正轨，马上比赛可能成绩会不理想，再恢复备战厦门马拉松比赛就比较困难了。孙英杰没有坚持，只是说让考虑一下，转身回到宿舍里。

　　11月，孙英杰又回到多巴基地。半个月过去，她几乎每隔一天就在盘山跑道上跑一个30公里越野跑。

　　8苏家屯。

　　2007年10月20日，记者获准进入孙凤有80平方米的两居室，看到逼仄狭小的客厅，有一面墙的玻璃框挂满了孙英杰大大小小一两百块奖牌。孙凤有很享受地望着牌子，说：“就差一块奥运会金牌了。”

　　玻璃框里，孙凤有还特意摆了张他与刘翔、邢慧娜父亲的合影。那是2003年巴黎田径世锦赛孙英杰和刘翔在女子万米和男子110米栏上为中国赢得仅有的两枚奖牌后，三位家长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前拍照留下的。

　　这天，孙凤有夫妇刚从三女儿的婆家吃完酒回来，孙凤有有些不胜酒力，马桂兰则照看着二女儿的儿子。两天后的傍晚，孙凤有带着外孙到楼下火车站广场遛弯，小外孙看到广场上有人踢毽子、扭秧歌、打羽毛球，颇为兴奋，撒开腿就跑。“跟他大姨一样。”孙凤有说。

　　孙凤有还说：“以后说啥再也不能让孩子干体育了，太累，一趟马拉松跑下来要瘦六斤。这钱真不好拿。”

　　马桂兰给我们最后算了一次孙家的收入账——这两年孙英杰没什么奖金，工资开得也低。从她出示给记者的两张存折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张是工行的工资卡，2005年7月12日工资还是1544元，到了2006年12月15日只有635元，2007年8月13日721元。另一张是农行的补助卡，最近存入的两笔钱款分别是： 2007年7月12日667元，8月10日667元。

　　也就是说，体工队现在一个月只给孙英杰开1300元左右。按马桂兰的说法，“没有兴奋剂的时候，国家一个月能给开5000，体工队开3000。不过这有啥用啊，以前工资卡都在王导那，我们啥也没捞着，跟没开一样。”

　　如果这个家庭还要加上一笔收入，就是他们出租在北京五环外的房，一个月能收到一千多。

　　不管怎么说，孙英杰已经让父母住到了城里——虽然，她在尿瓶子里栽过，盛传还挨了教练不少的打。（奥运特刊记者 王晓荃 李剑敏 图 孙英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