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中国能从奥运获提升 最大敌人是日本

浙江大学第一位也是迄今惟一洋院长乌尔里希·施泰恩米勒 （资料图）

　　德国《世界报》12月1日专访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德国文化专家、现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的乌尔里希·施泰因米勒(UlrichSteinmüller)，了解他身在中国20多年间见证的这个国度的变迁和他对中国的看法。

　　《世界报》(下简称“问”)：施泰因米勒先生，您是怎么开始学中文的？

　　施泰因米勒(下简称“答”)：我在中国工作20多年了。一开始我不会说汉语，只记得500个左右的单词。我一直很幸运，我的中国同事都想跟我练习德语或者英语。在去大学上班的路上，有一阵子经常有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他问我：“可以跟您说英语吗？”没问题。就这样，我还讲英文。

　　问：为什么你现在想到要学中文？

　　答：许多年轻人对中文和中国产生兴趣，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文会给今后的职业发展带来好处。我也是这样看的。

　　问：德国人在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看来有何特别之处？

　　答：德国人在中国的形象历来不错。中国人认为德国人准时、讲规则、可靠，德国生产的东西得到很高评价。勃兰特总理在中国很受尊敬。由于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但他们敬佩德国人，尤其是勃兰特总理对二战德国人罪行的道歉。

　　问：为什么许多德国人和欧洲人害怕中国？

　　答：我在中国住了这么久，我总是问自己，区别在哪里。我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一直在中国的一所著名大学当院长，我是学院里惟一一名外国人。有时候，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会有小孩子跑到我后面，冲我喊：“老外！老外！”

　　问：中国人一般都问您些什么问题？

　　答：我经常接受采访，为此我必须能说会道。我几乎成了一只大花狗了，很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是院里的惟一一个外国人。中央报、省报、电视台、电台，当我提到我的名字时，许多人会恍然大悟：“您是那个……”

　　问：有没有发生大的误解？

　　答：我做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亲吻我的一个中国同事妻子的脸颊。这尴尬到了极点，她缩到了墙角，直到今天我仍心存抱歉。在中国，这样的身体接触是禁忌。

　　问：儒家伦理在中国起到什么作用？

　　答：在我看来，这是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正经历价值缺失。我1987年到一个寺庙，只看到一个农民在一个角落里祈祷。现在不一样了，成千上万人到那里跪拜。父亲先于儿子、政府高于家庭、家庭重于公共生活，中国的道德规范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身在中国，我没有感到还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这倒不是因为有警察，而是那里的人。

　　问：中国能从举办奥运得到提升吗？

　　答：毫无疑问，中国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北京现在已经是国际大都会了，民族自豪情绪到处可见。中国人想要展示出他们最好的一面，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工厂因为污染而被搬迁，旧城被改造，有些人不得不搬到其他地方。

　　问：谁是中国的主要敌人？

　　答：中国人对日本比较反感，尽管两国有着密切的文化、科学和经济的关系。同样还有美国。中国将来会成为一个主要大国。它的社会已经完全变了，但不是那种不好的变化。这个社会一直处在变化当中，它的基调是乐观的。我对这个印象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