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看中国：奥运不是现成金矿须防泡沫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大多延续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概念，不可能完全摆脱偏见，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但是，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加以辨析，去伪存真，这“第三只眼睛”的观察，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自己的问题。

　　——编者

　　雷默:

　　“理解中国的一个新角度:淡色中国”

　　继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之后，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再次提出理解中国的新角度，将“中国形象”表述为“淡色”——“淡”是融合“水”与“火”的矛盾结合体。在汉语中，“淡”将“水”与“火”两种不相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成为一种和谐，而和谐既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也是中国眼前追求的目标。中国需要一种“淡色”的国家形象，将相反的东西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雷默所说的“淡色”类似于“白色”。他说，白色品牌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品牌，因为在白色品牌上可以画最美的画。而白色的本质就是汉语所说的“淡”，像水一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界定它的特色，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淡色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块白板，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既可以包括“水”，也可以包括“火”。它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淡色中国”可以解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为何在中国充满着相互对立的东西。雷默指出，最强有力的淡色品牌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知识、文化和政治产品。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

　　雷默还指出，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形容很多还不大正面，这就更要注意中国品牌，解决中国形象(负面化)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提醒中国要注意提升国家形象的机会。

　　潘图森:

　　“"和谐社会"，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十七大期间，海外学者媒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给予了高度关注。《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后，“和谐”成了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词汇。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今年的亮点。

　　《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发展问题上，西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没有很好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潘图森在其著作《不平等与繁荣》中作出的结论:在福利体系庞大的国家，其经济和收入的总体水平，与福利少的国家相比完全可以相提并论。换言之，政府为公平社会而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并不一定就会降低经济效益。中国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也许潘图森的结论能够起到一点启示作用。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和谐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之上。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会是虚假的，或者是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因此，“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有密切相关性。中共十七大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

　　印度信息网:

　　“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

　　在某些西方人眼中，中国几乎从不被当作民主国家来看待。如果按西方国家的民主指数来评定的话，支撑中国民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事实是，情况正好相反。近年，美国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个提问是:“你对你的国家的状况满意吗？”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81％的受访者回答“是”。

　　实际上，早在2001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早有相同的结论，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在戴尔蒙德的著作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表示出乐观的态度。比如，就中国的村民选举，作者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将会同普通公民一道，最终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该书的作者还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够支持民主政治的建设，为民主政治的巩固做出贡献。

　　这不仅仅是西方学者的结论，一些发展中国家亦对中国的民主做出了公允的评判。《印度信息网》对今年中国的两会作评论认为，“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与西方民主中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该网明确指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只要坚持民主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中国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

　　拉迪:

　　“中国应该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引发了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热议。是否存在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何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基础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有模式。中国旧的经济模式的基础是出口导向的增长。但“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从这一模式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增长，因此，创新应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模式的核心。中国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使全世界受惠。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则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在于实施了明确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积累战略。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实施的是一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但是，这种增长模式主要依赖美国市场，但美国经济正在衰退，它的经济衰退将会损害全球经济，并终将伤及中国自身。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在于超越现有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国内需求导向型增长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则把近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扩张性投资，因此，中国旧的经济模式是投资驱动型。他还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

　　佩索库基斯:

　　“中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要好”

　　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崛起及软实力问题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按照该词始创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身意欲的能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东西将迅速在全球流行。华文、中药以及华语电影，则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

　　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学者担忧者有之，称赞者也不乏其人。美国学者詹姆斯·佩索库基斯认为，尽管中国军队仍然是一支二流军队，发挥硬实力的能力有限，但中国的世界级经济规模赋予其发挥软实力影响的强大能力，中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要好。而《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则指出，中国实际上正在发挥它的影响，在经济稳定方面树立了好榜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如果你能牺牲一点发展，这就是你的软实力”。美国学者柯兰齐克则指出:软实力外交，从长远来看，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也会给中国带来挑战。美国学者贝茨·吉尔认为从中国在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策略三个领域的软实力资源看，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正在逐渐增强。

　　陈光炎:

　　“应该提议一个"中国贡献论"”

　　中国的复兴，是全球化时代最突出鲜明的现象之一，而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造成何种影响，则是国外中国学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机遇论这三派观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说:“现在大家都说"中国威胁论"，我认为应该提议一个"中国贡献论"。”他强调中国建设新农村与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战略意义，是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扩大中国内需市场，使中国能当自己的“火车头”。当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火车头”后，将带动区域以致世界经济的发展。届时，香港、台湾、东南亚，甚至日本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这对两岸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的战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在非洲做世行项目。他看到现在非洲穷人都买得起中国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了。过去可没有这么便宜的车。农民有了车，他能够把蔬菜、水果卖到城市去，提升了生活质量。”陈光炎建议，中国研究人员或政府应该量化中国商品为国际消费者带来的实惠，以说明中国的贡献和牺牲。

　　雷默:

　　“中国需要学习建设自我组织的制度来管理社会”

　　过去五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已经从以前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扩展到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中国的社会建设这个议题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建设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他还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建设的难题，比如说，关于工作的选择，以前中国有单位系统，而现在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想做什么样的工作。雷默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来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以前的模式是远不够了。雷默还认为，系统越复杂就越不稳定，稳定的制度一般都有自我组织的特点。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互联网。互联网非常复杂，但也比较稳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制度。中国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学习建设自我组织的制度来管理社会。

　　欧顿:

　　“奥运不是一座现成的金矿”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海外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乐观派，认为举办奥运会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的刺激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认为，奥运会以后会对北京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给整个中国带来衰退。美国卡托研究所多恩教授也认为，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中国经济的规模比较大，现在总产值超过了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这些并不是主要因为主办奥运会。因此，奥运会可能对经济产生一些正面的刺激作用，而且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一种是悲观派。他们担心，主办奥运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泡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华裔美籍律师章家敦认为，随着奥运会的结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09年、2010年肯定会放慢，主要因为有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是奥运会后的经济放缓，二是在这个10年的末期，中国经济的10年周期将会结束。”日本学者田中修则比较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的状况，认为二者十分相似:投资过热、信贷扩张、物价上升、资产泡沫。日本在1965年后经济进入衰退，因此中国应提前做好摆脱不景气局面的准备。

　　最后一种可以称之为谨慎派。英国伦敦大学克里斯汀·欧顿教授发现，最近几届奥运会中，只有巴塞罗那奥运会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显著、长期的收益。2008年奥运会有可能给北京带来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收益，但也很容易在各个方面造成泡沫效应。美国印地安纳州立大学杰弗雷·欧文经过研究后也认为，“奥运会带来的积极经济影响都是暂时的，都是一次性而非持久性的。”那如何摆脱后奥运经济的泡沫化？他们两人均认为，奥运不是一座现成的金矿，关键取决于奥运会结束之后奥运场馆、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能和整个社会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柯蒂斯:

　　“人民币升值5％至10％，应当是合适的”

　　有关人民币汇率是否应升值、如何升值的问题，是近几年来海外学者争论的热点。2007年仍然延续了这一势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最著名的几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蒙代尔、普雷斯科特、泽尔腾和罗奇仍然坚持其一贯立场。斯蒂格利茨称，他并不主张提高汇率以解决外汇储备激增的问题，提高汇率的一个负面影响在于中国的农业将因此受损，而补贴农业又会占用本可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欧元之父”蒙代尔则认为，人民币升值现在不合适，应固定在1:8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危害。“我的观点是慢慢的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人民币的汇率保持稳定。”普雷斯科特认为，中国目前的汇率是合理的，短期内不应该升值。“目前，我还看不到人民币近期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的前提条件是，首先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然后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控制。这一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罗奇则一再强调，“人民币应该保持稳定”。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很大程度来自于政治因素，中国已成为这个混乱世界的主要替罪羊。中国当前汇率改革的可行选择是从单一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而不是货币升值。

　　当然，赞同人民币升值的也大有人在。华裔美国学者张欣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被低估后，只有两个出路:要么让人民币升值；要么提高通货膨胀率。没有第三个渠道。”美国学者菲利普·利维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并不仅仅是美国国会的愿望，同样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好处的事情。“固定汇率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并非长久之计。”高盛亚洲副董事长肯尼思·柯蒂斯认为，现在的政治情况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人民币升值后不会出现类似日本当年的情况；人民币升值5％至10％“应当是合适的”。

　　多伊布勒:

　　“新劳动法有可喜发展”

　　新劳动法是西方媒体和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万宝盛华公司公布的中国雇佣前景调查报告称，新《劳动合同法》正逐步改变国内不少企业“速招速裁”的用工方式，促使企业把招聘的重心从“量”转到“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新法最好的方面就是它为阶梯底层的人们提供了保护。这不仅对工人来说是好消息，对采用高标准的公司来说也是好消息。当然，西方媒体在称赞中国新劳动法的同时，也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表达了担心。例如，美国《福布斯杂志》就以“大裁员？在繁荣的中国？”为题，认为新法可能提高许多公司在中国运营的成本，引发外资流失。

　　海外学术界则对新劳动法将会造成的政治经济影响看法不一。德国多伊布勒教授认为，新的劳动法对固定期限合同做出了很大限制，这是个可喜的发展。而且，该法的制定广泛征求了社会意见，说明中国的公众意识正在崛起。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新劳动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而言，理应以解决就业问题优先，其次再争取劳工权益。新法将对劳动力密集产业产生较大冲击，加重厂商经营成本，导致中小企业外迁或倒闭。新劳动法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而且不容易推行。新劳动法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会出现工会林立的情况。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

　　弗莱泽:

　　“应对人口老龄化，哪一种解决方法都难以完美”

　　关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巨潮，老龄人口的激增甚至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给公共预算和大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该报告认为，为了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应该启动一个老年人保障网络，并建立起真正的基金累积制养老金体系。美国学者马克·弗莱泽则指出，中国还没有等到成为富裕国家之前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第二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导致许多人自动选择了少要孩子。另外，中国法定退休年龄过低，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让中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丧失，并窒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欧洲经合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的居民储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纽约时报》文章“人口老龄化离中国有多远”则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可能使它在不久之后面临劳动力短缺，并对其原本破碎的养老金制度形成巨大威胁。老龄化现象已经引起中国官员和学者的注意，但每一种解决办法都不完美。提高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金系统的压力，但让年轻人更难找工作；放松国内人口迁移的限制，会引发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放松生育政策可能也于事无补，因为贫困地区可能会生更多的孩子，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却不会。

　　科布:

　　“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提供启发”

　　十七大报告首次写入了“生态文明”，海外学者如何看？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一直以来是同自然相疏离的，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应该对于全球性的生态破坏负起责任，但它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并决心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启发。

　　对生态文明持较为冷静态度的也不乏其人。英国著名思想家吉登斯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往往喜欢提出一些口号要求，但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往往执行不力。因此，中国需要更强大的政策，并且着重于新技术，需要社会的力量。中国不能只谈生态革命，而应该进行一场生态革命。美国的克利福德·科布教授则提出了中国建构生态文明的三个步骤的建议，即形成一整套新的行为和思想方式、改善现有的土地使用状况、寻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点。

　　郑永年:

　　“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便宜；中国需要什么，什么就昂贵”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郑永年提出，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即全球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反之中国也会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影响。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发展经历了3个既有重合又各不相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请进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结为一体，西方对中国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从市场经济层面外溢到政治民主层面；第二个阶段是“接轨”阶段，中国利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契机，加入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国与国际体系内主要国家的利益保持着一致，但此时各国要求中国整个制度转型，认为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做得不够，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第三个阶段是“走出去”阶段，这是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冲突最大的阶段，因为此时中国国内资本过剩，经济力量在快速增强，中国国内的任何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国际市场，从而有了所谓“中国生产什么，什么就便宜；中国需要什么，什么就昂贵”的说法。中国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这些竞争是很正常的，中国与美国以及欧洲的贸易分歧最终能够解决，但战略层面就需要更大努力了。中国目前在非洲、拉美、中东地区国家寻找能源供应，而这些国家与美欧长期不睦，中国的行为被“泛政治化”，甚至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因此，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去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扩张老路，中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实现和平发展。

　　彭轲:

　　“中国越来越强调专家管理”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彭轲教授认为，国外很多人缺乏对中国行政体制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最近10年取得了很大成功。以干部培训制度为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中国有非常强的传统，特别是意识形态培训，这是和党政干部培训分不开的一部分。现在的理论培训工作有一定的改变，除了理论方面的培训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培训，如经济管理、英语培训和电脑应用培训等。

　　“在中国，"专家管理"与社会主义干部培训和提高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面。”彭轲教授认为，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很多特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个特色，行政体制中的“专家管理”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特色。干部培训最重要的目标是使干部成为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信仰社会主义。

　　彭轲教授认为，中国的干部培训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系统，集中体现在干部培训的多元化、市场化方面。搞干部培训的机关，有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还有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及培训中心等，每个省市县都有党校，甚至在小镇都有党校。干部培训的这种多元化也得益于培训的市场化改革。党校不是培训干部的垄断部门。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也在搞干部培训，成为干部培训的一个重要途径。

　　香博:

　　“腐败仍然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顽疾"”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舆论中，“腐败”是一个经常提及的用语。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香博指出，尽管中国在过去五年中逐渐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仍存在一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如腐败就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社会。西方学者还认为腐败如同流行性感冒一样，并非中国所独有，而且是一个尚未找到预防药的“世界性顽疾”。

　　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海外学者除了关注它对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之外，较多关注它对经济的影响。由华盛顿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国家政权广泛参与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出售、金融服务以及管制严格的其他行业。在这些领域，腐败导致投资者更容易受到诈骗、盗窃、回扣和贿赂的影响，也令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受到威胁，并通过贩毒、拐卖人口和洗钱等跨境犯罪的传播影响其他国家。

　　注视近5年来中国对这一“世界性顽疾”的“治疗”时，外国观察家确实能发现很多:以党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其他监督规范为重要补充的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违纪违法行为惩处制度体系不断充实。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十七大报告新词频闪》，以若干个热门词汇及流行语来概括十六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举措:“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巡视”、“问责制”、“信息公开”……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陈良宇案是中国近1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腐败案，这表明中国惩治腐败的态度是认真的。”本版执笔人:

　　曹荣湘(中央编译局)

　　葛怀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申琰(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