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箱诉说奥运岁月沧桑 嘉宾讲述曲折收藏过程

“奥运药箱”资料图

　　主持人：您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药箱，通过哪些途径打听到它的存在的？

　　赵晓凯：这是药箱是竞报的一位记者，叫吕威，他是奥运记者，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也了解我一直在抢救历史的1949年前的奥运文物，他在浙江大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宝贝。他去采访浙江大学体育系的这位老人的历史的时候，浙江大学的老师把他带到了舒鸿一个小的纪念馆，其实就是一个房间。

　　主持人：舒鸿？？？本人是浙江人？

　　赵晓凯：舒鸿本人是浙江大学的。

　　主持人：是非常早的国际级的裁判了，我们中国的。

　　赵晓凯：他在浙江大学，结果有一次去采访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宝贝，就问舒鸿的儿子，因为舒鸿70年代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陪着，叫舒昌荣。他儿子说，这个东西一直放在我家的床底下，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没拿出来，也没人找我们，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物件，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电视机、一个柜子一样，但是毕竟是我父亲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遗物，所以我们一直保存的挺好。在奥运会申办成功以后，浙江大学找到他，要建立一个展览馆，还是体育系做的，他就把家里所有相关的东西都拿去了，其中包括这个药箱。吕威看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跟保管员，“这个是国宝啊，你一定要好好保管”，那个管理员问这个值多少钱呢？吕威说，这个的价值可不得了。就这句话，保管员当天就和体育系的主任说了，“领导同志，我受不了了，你把这个拿走吧，这个地方太简陋了，原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价值，现在我这个保管员负不了这个责任了”。这就是吕威采访以后引起的一个小的插曲。

　　这个时候体育系打电话给舒昌荣，说你把这个拿走了，我们受不了了，放在这个我们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万一丢了。

　　主持人：后来这个记者告诉您了？

　　赵晓凯：告诉我了，告诉我以后我和舒昌荣联系，其实这个宝贝已经到了浙江大学的档案馆了，我就问舒老人，我说现在的所有权归谁？说所有权还是我的，但是我放在那里宣传保管。他的条件比我好，开校友会、开一系列活动的时候，这件宝贝要参加一系列活动，所以所有权是我，但是基本上都放在浙江大学档案馆，要拿出来的难度也比较大。我就再三跟他磨、跟他商量，我说我想收藏这个，如果说我收藏了以后在北京展示，那这个价值我认为比放在浙江大学大得多。

　　主持人：这个效应会大很多。

　　赵晓凯：他也比较配合，经过我们三番五次的商量，配合了以后，我们一起，他配合我去浙江大学档案馆去商量、想办法。

　　主持人：给大家透露一下，您当时收藏它的时候给了多少钱？

　　赵晓凯：价格是这样的，最后成交的时候是5万元，舒老师说了，当着浙江大学档案馆的面，“现在北京的赵晓凯出了5万，如果同等条件浙江大学愿意给5万，我的所有权就归浙大”，浙江大学的档案馆就说他了，这个东西是你爸爸的宝贝，你爸爸是我们浙大的名教授，这个东西都能够拿来拍卖啊？

　　主持人：竞价。

　　赵晓凯：舒老师就说了，我80多岁了，我保管了这么多年，至少应该给我一定的保管费。他说的其实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浙江大学档案馆请示了领导，领导说，我们出不了钱，我们不给钱，但是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宝贝留下，希望给他戴一个大红花，做一个表彰活动，给他一个证书。最后和舒老师商量了，他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把它给了我，我交给了他5万元钱，就这么一个过程。

　　主持人：现在所有权归谁？

　　赵晓凯：现在所有权在我给他钱的时候，他们兄弟俩已经给我打了收条，上面非常明确：从此该药箱的所有权归赵晓凯个人所有。这个手续都办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