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之父沈葆桢

    搜狐体育讯 沈葆桢（1820-1879） 榜名振宗，字幼丹、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区)人。

　　出生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1820年，沈家出生了一个小男孩，父亲为之取名葆桢，号幼丹。特殊的家族历史造就了沈葆桢独特的内在性格，既有北方平原的宽广雄厚，有具南方山水的柔情与灵性，刚柔并济的个性奠定了他日后在仕途中的成就。

　　幼丹的父亲沈廷枫是一位教书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口，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舅舅——林则徐，他对沈葆桢的少年时代乃至一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沈葆桢是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当今舅舅和魏源先生都倡导西学，以图国强民富。开矿、办厂必能富民，铸炮、造舰亦可强国。然而朝堂之上，因循守旧之人居多，有谁支持兴办洋务？何况开办洋务花费巨大，如今白银外流，官员中饱私囊，朝廷已是入不敷出，银从何来？”外甥的一番言论让林则徐颇为惊讶，没想到小小年纪会有如此见地，从此他对这个小外甥有了更高的期望。

　　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当他还沉浸在获取功名的喜悦中时，英国远征军已抵达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对国家战事的关心和对舅舅命运的担心成了沈葆桢内心活动的主旋律。

　　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三年后，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1847年，沈葆桢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进士第36名，与他同榜的李鸿章位居34名。和其他的新科进士一样，沈葆桢被安排到了翰林院，任庶吉士（从七品）。在翰林院的几年闲职上，沈葆桢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书学习，在思想和能力上又有了提高。几年后，在京官考核中，沈葆桢以“一等”的身份擢升都察院，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

　　时值太平天国运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不断，“平乱”是统治者最关心的事，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不再重要，只要他能为朝廷效力，能作战立功。监察御史的地位和职责显得微不足道了。

　　“平乱”

　　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候，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8府50多县，清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

　　1856年8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15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

　　1861年，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也因曾国藩的推荐分别升迁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此时，湘军已攻克安庆，天京已危在旦夕，太平军的败局已定。江西的太平军已被驱赶出境，此时江西已经成了后方，主要任务是保持稳定和防御太平军残部窜入。1864年，天京失陷，幼王洪天贵福和玕王洪仁玕流窜进入江西，在石城兵败被俘，沈葆桢将二人就地处以死刑。沈葆桢因俘获幼王和玕王有功，被授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赏头品顶戴。

　　清除了太平天国的势力后，恢复和发展战时被破坏的农业生产成了江南各省的头等大事。清政府实施“业归原主”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许多地主在战时逃离家乡，土地被农民所占有，回来后一下子又剥夺了农民耕种了十几年的土地。许多豪强与官员勾结，乘机抢占农民的土地，罗织勾结太平军的罪名，没收其产业。刚经历了战乱的百姓又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沈葆桢为官清廉，远见卓识，他洞察到了豪绅们的意图，强调对于抢占农民土地的乡绅严惩不贷，保护农民的原有财产，鼓励发展生产。为了警示全省的豪强恶吏，他在一起官逼死民的案件中判处了恶吏绞刑，威慑了四方豪绅。除此之外，他还取消了许多地方上征收的苛捐杂税，让百姓修养生息，并妥善处理了法国教堂被毁事件，协调了各方利益。

　　船政

　　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8月，清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10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左宗棠也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

　　左宗棠离任时为何选沈葆桢接替自己的职务呢？他自己曾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坚持不懈、勤勤恳恳是沈葆桢一直被同僚所称赞的品德，这是其一；沈葆桢爱好读书，涉猎广泛也是出了名的，在他幼年的时候就从舅舅林则徐身上得到了一些关于洋务的了解，在江西巡抚任上妥善的处理了法国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纠纷，在和洋人打交道中有一定的能力，这是其二；其三，沈葆桢是本地人，在当地办洋务会得到群众的更多支持，遇到的阻力小。

　　1866年12月，福建船政局破土动工，次年7月，沈葆桢正式赴任船政大臣。一上任他就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许多东西都要从零学起。在办船政局的同时，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开办了求是堂艺局，招募学生学习近代科学、造船和舰船知识，学制5年。次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5年，培养监工人才。艺圃为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正月29日，管轮学堂创办，培养轮机管理人才。船政局在沈葆桢主持管理下，招聘外籍技术人员、招考水手，向国外购买机器和木材等原料，工厂建设初具规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准备下水。法国监工达士博和法国领事巴士栋都坚持要法国人来引港，百般要挟，但沈葆桢皆不为所折。他说，“引港是中囯政府的主权，这个权不能让给外国政府。”由于他的坚持，才保住马尾的“港口权”。随着马尾船厂的投产，19世纪70年代，清廷命令沈葆桢开始组建南洋和福建船政两支水师。

　　为了解决造船所需的原料，沈葆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矿、办厂、冶铁炼钢，实现了自给。重型厂矿的开办是实现近代化和建设近代国防的基础，在这方面沈葆桢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船政大臣任上，沈葆桢发现了中国要实现近代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教育制度上，中国千年来都是以文为主，学的都是子曰诗云，对近代物理、数学等科学丝毫不了解。要实现国防近代化就必须拥有近代化的人才，要拥有近代人才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增加物理、数学等近代科学的基础学科。这一改革要求触犯了整个文人和官员阶层的利益，重新确立了官员应有的基础品质，为文人通过科举攫取官位增加了难度。因此朝廷坚决地否决了沈葆桢的建议。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确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中央政府没有专门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要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以致后来海军军费被皇室挪用。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