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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之父沈葆桢

  沈葆桢与台湾

  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

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

   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开禁

  清政府对台湾有两条禁令:一是严禁内地人(主要指福建沿海地区居民)偷渡台湾;二是严禁已居留在台湾的人民“私入番区”,即漂洋到南洋各国去。这两条禁令严重阻碍了台湾发展。为此,沈葆桢上书朝廷,请准予开禁。

  后来清政府依照沈葆桢的奏折办理,解除了禁令,从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如果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动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台湾,那么沈葆桢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则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

  从此以后,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带来了台湾经济的一次飞跃。没有大陆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台湾经济的繁荣。

  开府

  台湾原是福建一个府,府治设在台南。但当时台北的广大地区,都尚未建立政权机构。台南的政府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

  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台北地区的开发,向清廷奏请另设一个“台北府”。在台北府的管辖下,新设置了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这样便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掌控。

  同时,沈葆桢还奏请将福建的巡抚(省政府)移驻台湾: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的巡抚,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时间移到台湾去办公。这样一来,台湾与福建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来台北成为全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和沈葆桢的“开府”措施是分不开的。

  开路

  要发展台湾经济,必须开山开路。过去台湾经济的开发,都限于沿海平原地区。而台湾内地,仍有大片原住民聚居地未开垦,交通不便。要发展这些地区,首先就要“开山开路”。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沈葆桢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则愈愚而愈毒,经费滋钜,恩威而窒矣。”而当时开山开路时,往往“进一步则需筑一堡,驻一哨。”

  由此可见,沈葆桢对台湾,不但在防倭方面功绩很大,而且对台湾的交通发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关于在台湾开山的艰巨程度,又在他的《北路中路开山情形折》中写得更为详尽。当年如果没有沉葆桢带领大陆同胞,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在台湾开山开路,打下交通的基础,那么台湾也不会有今日的繁荣。

  开矿

  台湾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据近代的调查,全省共有八十多种矿物,尤以煤矿为多。早在沈葆桢去台之前就已有开采。旧制度规定,台煤的出口和进口,都征同样的税率,这不利于矿产的开发。沈葆桢治理台湾时,减轻了对台煤出口的税收,从而鼓励了台湾煤矿的开采,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沈葆桢非常熟悉台湾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煤矿是当时台湾经济的基石,必须优先发展。在《台煤减税片》中,他说:“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而要畅销,又必须减税。所以他最后请求清政府准予台湾的煤矿减免出口税收。

  沈葆桢对台湾的治理开发,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伟大的一页。连横评述道:“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评价

  1874年,沈葆桢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会同李鸿章奏请派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国留学,1879年12月,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60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回顾沈葆桢一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清政廉明,忧国忧民,几乎具备了一个好官应该有的所有品质。江西任职上他靠镇压太平军而明显官场,虽然从革命的角度看,有所非议,但作为一个封建官员尽忠职守是最重要的。让他真正留名青史被后人称颂的是兴办船政,发展近代工业。正如前面所说,他的一生受林则徐影响颇大,他自己也曾说,“我今天深邃的洞察力,练达的为人处世都是从舅父那儿学得的。”他继承了林则徐许多优秀的品格,也部分的实现了他的夙愿——“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毫无疑问沈葆桢是做到了,但却未能制得了夷。在他去世四年后,即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开入闽江口,炮轰马尾船厂,并击毁了福建船政水师十多艘战舰,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几年后,清朝洋务运动的最大军事产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沈葆桢对自己死后所发生的一切应该造就有所预料,少年时代就看出了兴办洋务遇到的极大阻力的他难道看不出自己是在做个人不能为而为之的事。在船政大臣的任上,他更清楚了国家制度对于洋务运动成败的重要性,一套落后的封建社会的制度更本不能发展好近代军工业和国防。因而他奏请改革教育和财政的弊端,以适应近代化国防的需要,然而统治者丝毫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万年忙碌的最多就是筹集造舰所需的经费,船政事务举步维艰,过多的操劳使得他60岁就离开了人世。

  船政事务和近代海军的建设耗费了他晚年所有的精力,福建水师在他去世四年后全军覆灭,对他是莫大的打击,庆幸的是这时他已不在了,不用承受这天大的痛苦。就算他当时还健在也挽救不了这支当时中国最大的舰队,一根独木岂能撑起将要倒塌的大厦,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毕生心血付诸东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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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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