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鸟巢上空的旋律：奥运会四届征歌活动纪实

　　张杨的办公室在奥运大厦的7楼，他是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自从加入征歌办以来，下楼取快递就成为他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都是歌词的投稿，每天上上下下要跑20多次。” 张杨给记者展示了部分信件，每一封信件都贴上了作品编号，记录了参赛类别，组别等信息，并加盖了征歌办的公章。

　　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几年。让张杨高兴得是，今年3月，征歌活动终于结束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为4月底的奥运歌曲发布仪式张罗。

　　自从2003年第一届奥运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到如今已经举办了四届，奥运歌曲最终将在这四届的获奖作品中产生。这其中将包括25首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新闻,北京奥运会说吧)歌、10首残奥会歌曲、还包括火炬接力主题歌、奥运会暨残奥会志愿者主题歌等多部。

　　“从第一届的没人参加，到我们请人参加，到现在的全中国、乃至海内外的明星全部动员起来，征歌办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演出了很多很多笑中带泪的故事。”张杨充满感慨。

　　（小标题）信件堆满储藏室

　　尽管北京组委会提倡大家利用网络在线提交作品，但大部分的参赛者更习惯邮寄传统的纸质信件。由于民众参与热情高，仅第四届征歌活动就征集到海内外的有效参赛歌曲1700多首，歌词7万余条。这可给工作人员出了一个难题。为了保管好这些信件，北京2008奥运歌曲征集评选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歌办）专门开辟了一间20平方米的储藏室，用来存放参赛作品，信件已经堆满了整个房间。

　　歌曲征集分为“定向”和“非定向”两类。“定向”针对的是专业人士，“非定向”指的是业余参赛者，而目前收到的作品中有九成以上都是来自“非定向”人士的。参赛者最小的有6岁的小学生，也有89岁的耄耋老人，参赛者遍及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

　　“专业人士的参赛热情很高，回顾这几年的参赛名单，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知名音乐人都提交过自己的作品。” 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城市文化活动处副处长任小龙也是征歌办负责人之一，他说很多名家的作品最后并没有入选，两次三次参赛的人也不在少数。。

　　据任小龙介绍，对于征集的音乐作品，征歌办将根据系统流程，严格进行筛选、初评、复评等工作，征歌办还邀请著名音乐人担任评委，定期对筛选出来的作品进行打分和评判。

　　“请谁当评委一度让我们很为难，” 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城市文化活动处处长王平久说：“评委首先自己不能参赛，但是中国音乐圈里的大腕几乎无人不参赛。为了避免暗箱操作，我们在获奖结果公布前，暂不能公开评委的名单。”

　　（小标题）版权必须干干净净

　　“2001年申奥成功之后，大家都在想象北京将用什么样的奥运歌曲把奥运精神传达给世界，奥组委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公平、公正的，让全球音乐人集思广益的平台。”任小龙说，于是在2003年，北京奥组委联合中宣部、文化部等单位启动了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歌曲征集评选活动，每年一届。

　　如此大规模、全球性的征歌活动，在奥运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平久说，“往届奥运会基本上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邀请特定的音乐人来制作歌曲。但是北京奥组委想通过向大众征集歌曲这样的活动形式，一方面提高大众的关注度、参与度，一方面得以优中选优，征到最好的作品。”

　　2003年初，文化活动部还没有成立，王平久带着张杨这几个刚到奥组委的年轻人拉了一摊，准备施展拳脚，大干一场。没想到，4月15日征歌活动启动时，北京却遭遇到严重的非典疫情。人们连家门都不敢出，谁还敢跑到音乐室做音乐呢？那时候，一个月只有几封参赛来信，征歌活动一度毫无进展。

　　直到8月份疫情退去，参赛作品才逐渐多起来。但是截止到2003年10月活动结束，征歌办仅收到活动来信744封、电子邮件75封，其中有效作品仅有304首。“本来预计评选出14首获奖作品，但最终只选出7首，没完成任务，大家对这个结果相当不满意。”王平久说。

　　随着奥运筹备工作节奏加快，2004年12月，第二届奥运歌曲征集活动拉开帷幕。为了发动更多音乐人来参赛，征歌办的工作人员把参赛表格送到各唱片公司，主动上门邀请。那一届的效果不错，产生了英国人克莱尔•塞尔比制作的《China-World》、黄大炜制作的《Wishing Star》、汪峰制作的《我们的梦》等传唱至今的优秀作品，而且已经体现出了明星参与的热情。

　　不过，在定向作品中，违约的情况也逐渐凸显。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奥运标识规定，参赛者必须首先签定一份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作品的版权一律归奥组委所有。“版权问题没有商量，必须干干净净。但是很多歌手觉得这很苛刻，也不理解，凭什么我自己写的歌我不能公开演唱？所以违约的情况很多，以奥运的名义私自演出的情况有不少。因为违约，最后很多定向的作品没有提交上来。”王平久说。

　　（小标题）有容乃大

　　在经历了第三届征歌的广泛参与后，2007年1月，第四届征歌活动改变了征集办法。以往，歌曲征集过程是保密的，直到获奖后，作品才能公布，才对大众进行播放宣传。在第四届，征歌办是边征集边推广，好的作品一出来，就做成MV播放，让大众来评判。

　　但是，问题也如影相随。当时征歌办的经费只有37万元，以现在国内的制作水平来说，做一首歌至少要3万块，想要做50首、500首，几乎没有可能。“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有奥林匹克这个品牌，这也是吸引那么多大牌音乐人、企业来参与和帮助我们的唯一理由。”王平久说。

　　2007年底，为了制作莫洛德尔和孔祥东《永远的朋友》这首歌的MV，王平久不得不像往常一样，找企业拉赞助，规定只能在奥运赞助企业间寻求帮助，范围又小了许多。王平久请一位赞助企业的老总吃饭，并委婉地跟他说这首歌的经费还没到位，没想到这位老总连具体数额都没问就说：哥们，这钱我掏了！而企业的LOGO不会在MV的任何地方得以体现。

　　为了让奥运歌曲不错过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奥组委和征歌办开始主动出击，中国所有的一线音乐人都曾一一拜访，甚至连摇滚歌手也不放过。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曾明确指示征歌办的同事们“要跟摇滚歌手去谈谈”。不久后，文化活动部把许多一线的摇滚歌手请到了北京奥组委，由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亲自出面和这些长发飘飘的摇滚歌手们座谈。“这也体现了奥运征歌活动的宗旨，广泛的参与性与多样的包容性。” 任小龙说。

　　奥运歌曲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音乐形式上。夺标热门歌曲《永远的朋友》英文版原是由内地歌手孙楠与台湾天后李炆合唱，但由于李炆工作比较多，难以经常飞到内地参与歌曲的制作和推广活动，录制《永远的朋友》中文版时，不得不更换歌手。

　　考虑到声腺的相似度，征歌办决定邀请台湾歌手张惠妹来演唱。“阿妹跟我说，从没想到今生还能为北京奥运做些什么，她推掉了很多通告，立刻飞到北京。在录音棚里，阿妹眼睛一直是湿润的，最后竟然唱哭了。”王平久说，“奥运歌曲就应该寻求这种感动，如果歌手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感染别人呢。”

　　“阿妹几次想参加奥运活动，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比如倒计时一周年的活动，她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准备来北京，最后节目取消了，她难过得哭鼻子。这次我们请她来，首先考虑的是艺术表现方面；其次，她真的热爱音乐，不应该因为她年幼时没有政治观念犯的错误就抹煞她，而这也体现了奥运歌曲所应有的包容性。”

　　（小标题）严防借奥运搭车

　　有不少媒体曾评论过，奥运成了三流娱乐明星推广自己的舞台，假借奥运名义进行的商业演出不时地上演着。

　　“我相信绝大多数音乐人都是懂得奥运的意义与法律的，难道成龙与刘德华这样的明星需要用奥运打名气吗？华仔还自己拿了100多万为残奥会做了一首歌曲，没要征歌办一分钱。但是也不排除极少数，我们也的确发现过猫腻。”王平久说。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前一天，一位参与《We are ready》演唱的歌手私自在网上发出消息：某歌手将带领谭咏麟、陈奕迅等歌手放歌天安门。此时，活动安排还处于保密阶段，征歌办立即联系网站，直接删除新闻。据张杨介绍，文化活动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浏览各大网站，发现类似的信息都做删除处理。

　　“通过奥运歌曲，也的确帮助了一批人，打击了一些人。”王平久说，有一位歌手因为参加“奥运商演”被发现，登门来解释。他在奥运大厦传达室等了整整一天，奥组委的工作人员愣是没有见他。

　　“奥运征歌只是一种形式，我想过程最重要，我们不但要推出好歌，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净化国内乐坛的风气。”任小龙说。《奥运2008特刊》记者王瑶/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