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青铜时代回溯:全民体育的火红青春

　　“举国体制”是如何产生的

　　国家体委的建立，给新中国体育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

　　★ 实习记者/万佳欢

　　自从荣高棠带团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回来后，荣的秘书刘秀政开始变得异常地忙碌起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几个体育领导人都要聚在一起开会，她负责做会议记录。会议的中心内容只有一个——筹建中央体委。

　　做会议记录的时候刘秀政偶尔会很困，而参加会议的荣高棠、黄中等人却精神抖擞。他们白天分头去忙，晚上才有时间碰头。“头绪和问题很多，大家一个个地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刘秀政说。

　　这样的晚间会议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建立之后好一段时间，刘秀政才恢复了正常工作作息。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而国家体委诞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体育运动的竞技水平。

　　贺龙挂帅“大兴土木”

　　体委刚成立时，只有四十多人，大多是体育总会和青年团的“旧将”，其他人也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而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原来干过体育。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和后来担任体委副主任的张彩珍，都是由于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而动员来的。他们戏称自己是“文人进武庙”。

　　无论如何，各地人才汇集北京，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到1953年，中央体委已是一个拥有239人编制的大型机构。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月，牌子就挂到了王府井八面槽九号院。1954年，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委后，整个体委搬到北京体育馆附近的体育馆路，这里因此成为体育运动的心脏地带。

　　体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专业的训练队和比赛场馆。

　　当时体育场馆极少，北京除了1937年建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苏联篮球队来的时候，只能在东单的灯光球场搭一个大席篷，很多工人怕篷会塌下来，又怕失火，只好一直在下面打着手电。”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而根据刘秀政的回忆，苏联体操队来访，也是在先农坛搭了个露天台子就比赛了。

　　1954年，贺龙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崇文区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的体育馆，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

　　一年后，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的北京体育馆竣工。刘秀政记得“当时对这个体育馆的意见挺大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浪费”。

　　为此，贺龙专门挑了一个周末在新体育馆里举行篮球比赛，并邀请到了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很多领导过来看球。毛泽东一进馆，就高兴地说：“贺胡子，你修了那么大个房子啊？”

　　主席一表态，反对意见才因此平息了。

　　事实证明，体委组建时把贺龙推到前台主持工作是相当有远见的。有了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国家体委在中央的影响大大不同了。

　　体委与中央联系密切还跟体育的特殊性有关。邓小平非常喜欢看球，经常一个人来体育场看足球赛。“这种时候，荣高棠一般会赶过去陪着领导看球，一边看就一边汇报体委的工作情况，”刘秀政说，“经常是，今天打一场球，就会有领导新的指示过来。”

　　可以说，在文革之前，国家政策一直很支持体育。

　　竞技体育体制的初步形成

　　“还体育权利于百姓”——1949到1952年，体育运动在群众的普及，事实上是一项紧要的政治任务。

　　“刚解放的时候，体总对很多国际通行的规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使活动完全适合老百姓。”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比如田径比赛中开展了很多趣味化的项目，像识字比赛：选手跑一段路，在一块板上写几个字，然后再跑，再写几个字，又继续跑；还有自行车比赛甚至比谁骑得比较慢等等。在那个年代，搞运动技术的提高被称为“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受到批判的。

　　1952年，为了备战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立。在这个类似于国家队前身的队伍中，只包括球类、游泳、田径的一些运动员，算是最早的具有专业性质的训练队。

　　中央体委建立后，以苏联等国的模式为借鉴，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各项专业竞技队伍和运动员选拔。

　　60年代前，我们的运动员选拔完全根据比赛成绩，由车间、厂矿到省、市层层选拔。“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熊晓正说。

　　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困难的物质条件让群众体育的开展严重受阻；竞技水平则不断提高，完全靠业余训练已经不行了，运动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变成了业余体校(以培养和输送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材为目的的体育专业训练学校)。

　　60年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建立三级训练网。由此，群众层层选拔的网络被彻底割断，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从此分道扬镳。

　　体委成立后，在体育管理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三大组织系统：即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包括中央体委和部委)、军队系统(包括军委总政治部和群众性的国防体育组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系统(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一些社会群众团体)。基本上，三者属于组织系统中的平行关系。国家体委是行政主导，体育总会作为联系群众体育工作者的纽带，国防体育协会则负责管理军队系统的体育工作，实行俱乐部制，主要由军队系统管理。

　　1998年3月24日，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直属部级体育行政机构。

　　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管社团组织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主管竞技体育的国家体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导致体育社团的作用慢慢虚化。

　　虽然，体育总会下属各单项体育协会慢慢地演变成为有机构、有人员的实体。但直到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后，仍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优势项目的“马太效应”

　　新中国初期，田径和游泳算是当时最早被重视，进行专业竞技训练的两个项目。

　　50年代到60年代，举重、射击、乒乓球大面积丰收⋯⋯大多数专家认为，建国初竞技体育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还是举国体制的功劳。国家体委当时根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选定一些重点项目的重点运动员作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运动员身上。

　　北京体育大学游泳教研室主任李文静认为，当时的一些优势项目实际上只是个别运动员的自身天赋、运动素质好的突出表现，不构成整个项目的优势局面。

　　还有专家指出，在女子跳高项目上我们显得突出，是由于当时其他国家女子项目的发展还不太好的缘故。

　　不可否认，“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指导思想在那个年代的确作用巨大。比如当国家游泳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训练条件时，各地方的游泳专业队一直到50年代中期都还没有完全建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以后，各个省级游泳专业队才保留下来。

　　而从建国初到现在，优势项目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的怪圈——好的项目愈来愈好，差的项目愈来愈差。

　　理论上说，目前的优势项目如羽毛球、乒乓球，夺金点已经饱和，而游泳、田径这两个金牌最多的大项能夺金的人数很少。“当前的资源还是一直朝着前者倾斜，而不是去扶持弱势，”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要保证金牌——优势不能掉下来，掉下来老百姓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