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排“传奇”幕后：完全被神化的一群人

　　郎平：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每逢女排的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全都守在电视机前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完全被神化的一群人

　　每逢中国队比赛中遭遇逆境，观众们都盼着中国队叫暂停，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这也是之后任何运动员再也没享受过的荣耀。

　　到了后期，女排以及教练袁伟民已完全被舆论神化。

　　袁伟民的执教之道，多年来，一直被排球界称道。“如今看来，当时的宣传的确有些过了。”黄志文说。

　　女排比赛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比分落后，袁伟民叫暂停或换人，一下子反败为胜。

　　当年不明就里的观众会把这样的临场指挥，看作袁伟民的神奇招数。只要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长舒一口气，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国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预赛中中国队输给美国队。由于美国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决赛之初势不可挡。当第一局打到14:14的关键时刻，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对方二传进攻得分，拿下——这奠定了全场最终胜局。国人大悦，只道是袁伟民最后时刻拿出的“秘密武器”。这两球被奉为经典，侯玉珠也因此“两球成名”。

　　多年之后，曲北林曾和袁伟民探讨起当年的那场比赛。“其实当时就是没办法了，想换侯玉珠上去试试。”袁伟民说。

　　而侯玉珠则坦言，自己发球的时候，紧张得连球网在哪里都看不见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美国队一看换人发球，以为有什么奥妙，自己先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