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
邓小平倡导发展体育事业，主张“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是党和国家体育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看足球比赛是小平同志毕生的爱好。张宝忠说：“很多人以为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第一次露面，是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看足球比赛，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我陪他去球场，为了不惊动观众，在只能容纳三个人的转播室里，工作人员给我们腾出了两个位子。小平同志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创造了自己作为球迷的一项纪录，52场比赛一场没落，全都看了，连晚上看不了的比赛都要录下来，第二天补看，而且不许先告诉他结果。”
邓小平对体育运动身体力行，并坚持着自己的锻炼方式——散步、做操、游泳、打桥牌。即便“文革”中在江西将军楼那段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天黄昏落日之前，他都会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红色的砂石地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1978年，保健医生郭勤英来到邓小平身边工作，每天早上陪着小平同志在周长188米的院子里散步。邓小平默默计数，一定走上18圈，风雨无阻。后来年纪大了，减到12圈。看到工作人员走里圈，他坚持走外圈，还幽默地说：“你们偷工减料啊！”
“智者乐水”，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不喜欢在游泳池，只喜欢在大海里游泳。每到北戴河他就要下水，还特别喜欢下雨的时候游泳，浪越大越往里面钻，身体好的时候一气能游一个多小时。”张宝忠记得，随着邓小平年龄增大，水温达到22摄氏度，工作人员才允许他下海游泳。“有时候小平同志询问水温，我们谎称只有20度，他经常会质疑，‘不可能吧，这么好的天气，只有20度？’后来，工作人员限制他一次只能游40分钟，到了时间，就有人在岸上摇旗提醒，可他总说‘摇早了，摇早了’。”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一直是他的一大爱好，更成为暮年寄情之所在。郭勤英说：“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能打牌说明我的脑子还有用’。”
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视察。张宝忠说，“那次，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可他一定要步行上去。”邓小平手拄登山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一路上还给大家打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小平同志坚定的话语给了大家力量和希望。
1989年11月退休以后，邓小平选择了一种更安静的健身方式──做操。他自创的“小平式”保健操，扩胸、伸腿、舒筋骨，一招一式编排得很科学。
“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90年，邓小平提出“申奥”设想之时，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了从疏离、隔绝到慢慢靠近、亲切握手直至热情拥抱的百转千回。正是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艰难曲折的进程，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磅礴大气，令国人开阔了心胸和眼界，加快了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步伐。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愤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如今已经年过七旬，对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谈话，遗憾的是就在刚刚有些进展的时候，国内陡生变动，我们的‘游说’也随之‘流产’。”不过，魏纪中认为这段工作“极有价值”，“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争取到萨马兰奇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抚今追昔，魏纪中感叹不已。“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中国不知道还要在奥运会的大门外徘徊多久，中国的运动员不知道还要荒废多少青春。台湾方面改名之后留在国际奥委会，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恐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画这个圈是胸有成竹，这种奥运模式正是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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