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是经过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省境内的作品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汉魏时期，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东晋以后，河南大族南迁，中原文人作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
－－徐光春
关于诗文文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民族的精神与心灵史，也是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中国文学历经３０００多年不曾中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之一，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璀璨的部分。在文学的三个基本门类－－诗歌、散文和叙事文学中，中国传统文学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成就尤为辉煌，诗文文化深刻、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古代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生、活动在这块土地上的诗人和作家，写下了无数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为中国文学开拓着主流航道，为中华文化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宝贵遗产。
滥觞于斯
兴盛于斯
－－古代诗文的源头和高地
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中原地区是早期华夏民族活动的中心，也是周边各民族交往的桥梁，上古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伏羲氏画八卦、燧人氏钻燧取火、大禹治水等，都是在这里孕育、诞生。这里产生、流传并保存着中国最为丰富的神话文献资料和民间神话故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中原地区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歌等书面文学。从商代到北宋的２０多个世纪里，中原诗文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高地。
孙广举（河南省文学院原院长、文学评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河南文学曾长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河南地域历史上，文学是极为光荣的篇章。这与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紧密相连，也与河南的自然、历史、文化特点密切相关。
河南，自然地理上处于中国腹地，在黄河中下游这片广袤的沃壤上，中华民族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摇篮。中华文明发祥于斯、发展于斯、成熟于斯。“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国历史上，先后有２０多个朝代建都于河南，因而这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此进行开发建设，创造着、积累着、记载着中华文明的财富。同时，不断的政治变动、政权更替在这里引发了无数次激烈的冲突，文明屡屡经受严重的挑战，人为的与自然的深重灾难不断地降临。战争像推土机一样一次次将文明推倒，然后重建；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一次次把大片良田乡村淹没，把都城埋入地下。中原文化和文学，就是在这种创造、冲突和抗争中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李圣华（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文学是有源流的，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文化巨人和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肇开先河、创源辟流的价值和意义。就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的书面文学应该开始于商代。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其中已有诗歌的萌芽。今天所能见到的商代文学，主要保存在《周易》、《诗经》、《尚书》以及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等文献中，它们是中国古代散文与诗歌的源头。
中国古代的文学，如果按地域来分，有中原、齐鲁、吴中、浙东、荆楚、关中、巴蜀、六皖、岭南、闽中、陇右、滇黔等派别，但追溯这些地域文学的形成，则都可上溯到甲骨卜辞、诗三百、先秦诸子、楚辞。当我们仔细寻绎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时，不难发现，中原文学是中国文学各个分流的源头，并且对各个地域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何弘（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在中国文化奠基时期的先秦，河南是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如今人所说的“开拓者家族”，在各个方面屡屡“为天下先”。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处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原创性强，品位高，样式多，数量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意义。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逐渐走出经学附庸、走向自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河南约有２００位作家在赋体散文、诗歌等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发挥了领航的作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了自觉和繁荣。东晋南迁以后，原籍河南的文学家族对南方文学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交融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文学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唐代时，洛阳为东都、神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全国主要的文学家都到河南游历过，并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不仅在数量上首屈一指，而且大家辈出，在唐代留名的２０００多位作家中，河南作家多至４００余人，其中一流的作家占到文坛的半数以上。他们在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造山运动”中，在诗歌、散文、传奇小说等领域，创造了一座又一座耸峙的高峰。
宋代是中国文学的新变时期，传统的五言诗、七言诗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词这一新兴文学样式则完全成熟，成为代表性的文体。北宋时，东京（今开封）、洛阳是全国的文化与文学中心，吸引了全国士人，“八方风雨会中州”。全国著名的文学家都曾长时间在河南活动，并留下大量的名篇佳作，河南再度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这一时期的河南作家在人数上仍很可观，有作品传世的达４００余人。
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诗文盛极而衰，带有明显市民倾向的戏曲、小说逐步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河南优秀的文学家仍然代不乏人，但逐渐远离中国文学的中心。
张鸿声（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至少在南宋以前，中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之集大成者。从文学体式上说，中国的散文与诗歌都发源于中原，在中原形成成熟的形态，并影响到南方地区；而且，辞赋、诗歌等的创作都在中原地区形成高峰，并创造了中国文学无与伦比的汉唐气度。可以说，南宋之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相当程度上以中原为中心，大半是由河南文学家书写的。这是文化史上的奇观，是河南人永远的骄傲与光荣。
大家杰作
灿若星河
－－中原诗文的辉煌成就
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学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巅峰后，其艺术成就便很难为后人所超越，从而成为永久性的艺术典范。古代中原文学在先秦诗歌与散文、汉赋、唐诗等领域都引领时代，登峰造极，产生了灿若星河的诗人与作家，留下了千古流传的佳作。
张鸿声：《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它是经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现实主义精神与“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诗经》中属于今河南境内的作品有１００多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国风”１６０篇有９５篇作品创作于河南，《周南·关雎》、《睟风·载驰》、《郑风·将仲子》、《卫风·氓》等数千年来传诵不绝。
何弘：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产生了以诸子散文为代表的历史叙事散文、论说散文和寓言。先秦诸子中，河南名家甚多，如老子、墨子、列子、庄子、韩非等，他们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著名的散文家和寓言家。诸子作品，既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是我国第一部用韵文写成的哲学著作，语言精炼，对比工整，被称为“哲学诗”。《墨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论辩文集，其文多用设问和比喻，使论述深入而又通晓明白。《庄子》善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想象丰富，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郭沫若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韩非子》风格峭拔，语言犀利，析理透彻，逻辑严密，是论说文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寓言的代表作。
孙广举：秦行苛法，焚书坑儒，文坛无人，如鲁迅所说，可称之为作家的，只有出身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代，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辞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西汉洛阳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语词严谨，句法整齐，开汉代骚体抒情赋的先河，确立了汉代骚体赋的基本形式。西汉梁孝王建梁园，会聚枚乘、司马相如等一批名士，枚乘的《七发》为梁园文学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汉代大赋的滥觞。东汉南阳张衡的《二京赋》，结构宏阔，描写生动，论述切实有力，是汉代大赋中的极品；其《归田赋》则开抒情小赋之先声，是历史上第一篇写归隐情绪的赋。西晋洛阳左思的《三都赋》，事类广博，文采富丽，名动天下，士人竞争传写，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贾谊的《过秦论》、颍川（今禹州）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气势磅礴，切中时弊，为西汉政论文的巅峰。汉末陈留（今杞县）人蔡邕兼长于诗、赋、碑、铭各体，其女蔡琰（文姬）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就较大的女诗人。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代表汉代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其中许多作品出自河南文人之手。汉魏之际，颍川（今禹州）人邯郸淳的《笑林》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辑。西晋时，中牟人潘岳、潘尼叔侄的诗文是文坛的一道风景，潘岳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最为有名，后世称丧妻为“悼亡”既源于此。
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阮蠫、应 、刘桢）和蔡琰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诗文“慷慨而多气”，史称建安文学、“建安风骨”。这些作家长期在洛阳、许昌活动，其中阮蠫、应 为河南人。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王粲《七哀诗》等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写于河南并反映河南自然人文的名篇。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志趣相投，常聚于山阳（今焦作市东南），他们的作品以自然对抗名教，用隐蔽手法嘲讽政治，发高洁之论，抒愤世之情，被称为“正始体”、“正始之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山涛、向秀是河南人。“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以文学集团的形式，显示了一个民族对文学的热爱和重视，也显示了文学在历史变动时期的独特价值。
东晋以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其中阳夏（今太康）的谢氏、袁氏，考城（今兰考）的江氏，顺阳（今淅川）和舞阴（今泌阳）的范氏，涅阳（今邓州）的宗氏，长平（今西华）的殷氏，新野的庾氏等家族，不仅以灿烂的中原文化滋润了可爱的江南，而且情随境化，自我更新，开辟了新的文学境界，成为南中国著名的文学世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数谢灵运、谢惠连、谢緿的山水诗，江总、江淹的抒情赋，庾肩吾、庾信的宫体诗。特别是到北朝以后的庾信，成为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其他如新蔡干宝的《搜神记》、长社（今长葛）钟嵘的《诗品》、宗炳的《山水画序》、殷芸的《小说》、范晔的《后汉书》等，不仅以丰富特殊的内容制胜，而且创造了崭新的文学体式，开后世文学的先河，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何弘：唐代中原文学继先秦、两汉、魏晋之后形成了第四个高峰。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中最为辉煌的高峰。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李白曾三度游河南，并在开封居留十年，而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河南人。“诗圣”杜甫生于河南巩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饥寒之身咏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与李白合称“李杜”，后人号为中国文学的“双子星座”。杜甫有《杜工部集》传世，收入１４００余首诗。杜诗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发展，内容广泛，感情深挚，沉郁顿挫，典丽淡远，千汇万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被称为“诗史”。苏轼称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独为首。”
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晚年居于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高潮。他的诗歌《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等，寄托深微，感情饱满，韵律和谐，明畅通俗，是千古传诵的佳篇。其文章《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等，语言明快，见解精辟，旨趣隽永。
不仅是诗歌，唐代散文同样成就卓著。文坛宗师韩愈，是河南孟州人，他是司马迁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文起八代之衰”，倡导古文运动，颠覆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在文章的演变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写作上提出“文以明道”、“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主张，他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名篇有《原毁》、《原道》、《师说》等。他的诗歌也别开生面，《调张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为其名作。
传奇小说是唐代新创的文学样式，“元白”诗派的领袖、洛阳人元稹的《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后世王实甫的《西厢记》即据此改编。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李娃传》，也是唐传奇的名篇。
除以上文学大师外，边塞诗人崔颢和岑参、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等，也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作品超凡入圣，高标独树，冠盖古今，影响深远。他们与活跃于中原土地上的其他诗人一起，共同开辟了一代文学盛世。
李圣华：北宋时，东京是当时世界级的繁华都会，勾栏瓦舍遍布，说唱艺术勃兴，对宋词、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兴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宋文学的兴盛也是中原文学的繁荣。苏舜钦、贺铸、史达祖、朱敦儒、宋祁、邵雍等人的诗词，都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金盈之的《醉翁谈录》等堪称宋人笔记、小说中的上品。宋代理学隆兴，二程、邵雍为代表的北方理学对散文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文以载道的命题，在韩愈古文运动之后再次高涨，对理趣的崇尚，至宋代发挥到极致。
元明清时期，河南在诗文方面仍然涌现出许多名家，如元代的许衡、王恽，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清代的侯方域、宋荦等，代表了各自时代诗文的水平。此外，元代郑廷玉、李好古、宫天挺的杂剧、明代朱载癱的俗曲，河南地方戏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重乎气质
雄健深厚
－－中原文学的精神气质
在古人看来，人之性情气质，得土风人文滋育，格调既成，世人沿袭，遂成风气。中原文学根植于中原，深受中原风土与文化的涵养，积淀了厚重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那么，中原文学有着怎样的精神和品格呢？
白本松（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原文学所表现的基本精神，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影响深远。举其要者有以下数端：第一，“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关心国家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建立在“民为邦本”基础上的同情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情怀。第三，以追求完美为前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当然，河南文学的基本精神还不止这些，如感叹人生短暂的生命意识，反对礼教压迫的自由意识等，在各个时代的作品中也都有表现。
李圣华：气质，在外为形，在内为神，形与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原文学得中原土风滋养，从《诗经》开始，便具有了重乎气质、雄健深厚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赋予了中国文学特别是北方文学雄朴厚实的气骨。先秦两汉的厚重博大，魏晋隋唐的雄健奔放，宋元明清的遒劲古质，无不深受中原文学的沾薰。
中原文学的艺术精神可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重世用，无论是体写现实，劝谏讽喻，还是宏音鸣世，都反映了“便于时用”的特点。因此，中原文学厚重朴质，不尚绮靡，与江左的清绮、明慧、文巧形成鲜明对比。二是气势大。中原文学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而非浅吟低唱、花间月下的清歌，体现的是一种大气象。三是尚理趣。老庄、玄学任自然，韩非子尚言名法，都融入河南文学的血脉筋骨。韩愈倡导“文以明道”，邵雍、二程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对文学的渗透，形成了中原文士重理趣的传统。
如果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说，河南文学的主调是现实主义的，然而，它又从来不缺乏浪漫的气息。庄子之文，贾谊之赋，杜甫、李贺、韩愈、卢仝、李商隐之诗，奇肆而质厚，都是将浪漫与厚重融合为一体。而干宝的《搜神记》，亦是一代奇文。
中原文学既具有浓郁的传统气息，又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擅长开启一时风气。中原文人继承《诗经》传统，因时而变，从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到杜甫之诗、元白新乐府运动、韩愈古文运动，再到明代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无不是敢领风气之先，开辟一代文学潮流。
何弘：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中原文化与文学具有强大的辐射性，纵向上影响整个文学史，横向上深刻影响其他区域文学。此外，中原文学还有融会四方、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区域文学的重要一脉，中原文学也深受荆楚、关中、吴越等文学影响，它们相互渗透融合、对立交叉，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可以说，中华民族整个文学与文化不息的生命力，源于中原文化、文学与周边文学、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续传薪火 再造辉煌
－－中原文学在现当代的复兴
２０世纪是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也是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原文学接续历史文脉，开始了浴火涅？之后的重生，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文学豫军”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厚重的文化积淀，２１世纪的中原文学将重现历史辉煌，中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将为中原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力量和资源。
刘宏志（河南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五四之后，一批河南文学家在文坛崭露头角。１９２２年，徐玉诺出版了诗集《将来之花园》、《雪朝》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冯沅君、曹靖华、于赓虞、尚钺、师陀、苏金伞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和散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凝重而执著的河南作家或活跃于京沪等地，或坚守奋斗在苦难的中原大地上。姚雪垠、李季、刘知侠、穆青、魏巍等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出现的诗歌名篇。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文学创作佳作不断。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李 的《李双双小传》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杨兰春编剧的豫剧《朝阳沟》也唱遍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河南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一批作家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张一弓的中短篇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引领中国文坛。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东方》、李 的《大河东流去》，都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进入九十年代，河南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社会历史小说以及诗作的重镇。二月河、张宇、李佩甫、田中禾、乔典运、王怀让、李洱等本地作家以及豫籍作家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刘庆邦等推出了在全国具有影响的作品。其中二月河的“落霞系列”以宏大的文学气度书写康乾盛世，在美国获得“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影响力遍及华人世界。
历经百年沧桑，河南文学队伍的群体形象日渐为全国所瞩目，“文学豫军”成为一个被文学界广泛接受的概念。文学豫军以创作与理论并重的实绩和阵容为文坛所重，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学意识跨入文学的新世纪。
白本松：文学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并具有一般事物波浪式前进的共同规律。河南文学在古代的灿烂与辉煌，为河南文学及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一定时期的衰落毕竟是暂时的，走过历史低谷之后再创辉煌也是必然的。今天，历史已经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古老的中华民族已开始走上全面复兴之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正深入推进，河南也提出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战略，文化建设高潮正在兴起，这些都为文学的昌盛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在这样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河南文学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于丹擎祥云圣火
姚明传神圣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