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慕尼黑》的迷雾与现实

图为慕尼黑奥运会降半旗悼念遇害的以色列运动员

　　慕尼黑事件的尴尬细节

　　毫无准备是慕尼黑事件的最大特点之一，但实际上它事前就被准确地预料到了。西德奥运会组委会曾要求39岁的警方心理学家乔治·西伯尔博士设想最坏的情况。根据对从爱尔兰共和军到巴解组织，从西班牙的埃塔到西德自己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等各种派别的研究，西伯尔详细地设想了26种情况，多数以奥运村为背景，包括绑架、劫持人质、武器走私、劫机和遥控炸弹，甚至包括一架被瑞典右翼集团雇用的喷气飞机坠入一个拥挤的奥运会体育场。

　　西伯尔的第21种情况是:凌晨5点，十几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翻过奥运村围栏，闯入以色列代表团住所，杀死一两名人质，要求释放以色列狱中的同伴，并提供飞机送他们到阿拉伯国家。即使无法达到目的，他们也会把奥运会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然而，当时的世界，越战在降级，中东暂无战事，欧美国内的反叛浪潮正归于冷静，9月初的《经济学家》杂志封面写着“火焰熄灭的夏天”。为了与1936年纳粹的柏林奥运会划清界限，慕尼黑奥运会刻意突出和平形象，保安资金不到200万美元，最多打算对付一下票贩子和醉鬼。对西伯尔的惊险故事，组委会问他能否想点不那么可怕的威胁，与他们想办的运动会更加相称。开幕之初就有数百名左派青年聚集在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小山上示威，警方用分发糖果的办法打发他们散开。滑稽演员、变戏法的和摇滚乐队在奥运村进进出出，不愿走正门的运动员都能轻松翻过两米高的围栏。

　　“黑九月”翻围栏的时间只比西伯尔预想的早了50分钟，除了没用炸药破门，其余的细节惊人地相似。恐怖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奥运会保安主管、慕尼黑警察总监曼弗雷德·施赖伯告诉西伯尔:“梅厄夫人都卷进来了，这已经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西伯尔愤而辞职，他后来才知道，他设想到慕尼黑事件甚至比“黑九月”的策划还要早。

　　1972年7月15日，阿布·达乌德、阿布·伊亚德与另一位“黑九月”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在罗马一家咖啡馆会面，看到一份阿拉伯文报纸说巴勒斯坦青年联盟两次要求组织代表团参加慕尼黑奥运会都被国际奥委会拒之门外，阿布·穆罕默德说:“既然他们不让我们去，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去？”

　　两天后，达乌德就前往慕尼黑建设中的奥运村勘察地形。开幕式两天前的8月24日，伊亚德带着一男一女和5个一模一样的皮箱从阿尔及尔飞抵法兰克福。海关官员只打开了女士的箱子，只有内衣。在一家饭店，达乌德、伊亚德等人将皮箱内的东西组装起来，原来是6只AK-47步枪和两支冲锋枪。当天达乌德就乘火车将武器运到慕尼黑，寄存在火车站，此后又运来两支AK-47和一批手榴弹。

　　很快，达乌德和一个到慕尼黑探亲的叙利亚女子出现在奥运村，谎称一群巴西运动员中有熟人，他们借机了解了奥运村房屋布局。两天后，达乌德又和托尼、伊萨用同样的伎俩混入奥运村。达乌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开头没法更顺利了，但更好的还在后头。5分钟后我们到了31栋，我看到以色列代表团一位褐色皮肤的姑娘走出来。”一番攀谈之后，姑娘陪他们参观了这栋复式套房，却不知他们记下了每个房间的细节，包括电话和电视的位置，每个窗户的视线。

　　在利比亚，从黎巴嫩难民营挑出来的6名巴勒斯坦青年正在训练，重点是徒手格斗。奥运会开始不久，他们两人一组，利用假护照抵达慕尼黑，但直到袭击前夕才了解了任务细节。当夜，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房间内，达乌德给8个绘有奥运标志的行李袋装满了子弹、手榴弹、食物和急救用品，还准备了蒙面的尼龙长袜、绳索和保持清醒用的安非他明。晚上21点，他们在火车站一家饭馆集中，伊萨说:“从现在起，就当你已经死了，已经为巴勒斯坦事业阵亡了。”

　　正如电影《慕尼黑》的开头一样，几个美国运动员还帮恐怖分子翻围栏，达乌德写道:“这真是超现实的场景，看着美国人，谁能想象他们正在帮‘黑九月’进入奥运村。”

　　在谈判中，慕尼黑警察总监施赖伯、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布鲁诺·梅尔克、奥运村村长沃瑟尔·特略格等人以自己代替人质的要求均被拒绝。国际奥委会主席阿弗瑞·布伦戴奇想起20年代芝加哥警方曾向建筑物内灌入致晕毒气来制服歹徒，也被德方拒绝。下午警方又提出派13名警察沿暖气管道爬进楼去的计划，穿着运动服的警察刚开始拆开屋顶通风口，就发现自己的动作正被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观众当然包括屋里的人。

　　在人质登上直升机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施赖伯后来说:“我们99%地确信无法达到目的了，就像医生要把死人起死回生。”施赖伯的副手格罗格·沃尔夫决定在送恐怖分子和人质去埃及的停机坪上动手。

　　沃尔夫只安排了5名狙击手，其实都没有经过特种训练，被选中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周末比试一下枪法。塔台上的沃尔夫下令开火，但他们没有无线电，只有3名狙击手听到了命令，另两名听到枪声后一开火，很快发现自己处在战友的火力之下，不得不寻找隐蔽。3支枪打8个目标的结果是，看得见的6名恐怖分子2人被打死，1人重伤，另外3人和伊萨、托尼一起迅速躲到直升机下方和后方，并打灭了尽可能多的机场灯光。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僵持后，一支从未经历过实战的警方“特种突击队”被直升机降落在机场另一端距现场足有2公里的位置，调往现场的6辆装甲车也被好奇的围观者堵在机场外，其中有一辆还和几十个警察错误地开向慕尼黑城另一端的里姆民用机场，直到一辆警车的驾驶员碰巧从无线电中听清了地点，一脚刹车，又是一串追尾事故。

　　正是这些装甲车临近午夜的鲁莽冲锋让恐怖分子杀死了全部人质。

　　后来，受害者家属一直指控德国当局疏忽大意，而且将营救人质作为次要目标，重要的是将危机移出奥运村。德国人的想法是:我们没有办法拯救人质，让我们至少拯救奥运会吧。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威利·道默起初想停止奥运会，但在联邦政府坚持下，“无忧奥运会”继续进行。即使在9月6日这一天的纪念中，在10个本来就不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中，已经降到一半的这几面国旗只好又升了上去。观看西德队与匈牙利队足球赛的8万观众依旧鼓乐喧天，旗帜翻飞，有几个观众打出标语“死了17个人，已经忘了吗”，却被赶出场外。

　　在奥运会后主办方的例行报告中，慕尼黑面面俱到的报告除了赞扬体育明星，只是以平静甚至辩护的语言叙述了恐怖事件，反而称颂自由的奥运村对本届奥运会无拘无束的气氛的贡献，甚至认为:“9月5日的可怕事件后，正是奥运村的气氛再次对保持镇定，保持运动员中的和平起到了重大作用。”

　　实际上，在此前10个月内，“黑九月”已经在欧洲策划了5次行动，其中3次在西德。德国情报机构在8月21到9月2日间至少收到3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该地区的报告。2001年初，一直不承认有这样报告的德国最终与家属和解，提供300万美元的补偿，由联邦、巴伐利亚州和慕尼黑市政府各负担1/3，事件后德国红十字会也曾捐赠100万美元抚恤金。

　　虽然西伯尔再也不想参加什么运动会的策划，但慕尼黑还是永远改变了奥运会的组织方式。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运动员村后来稍加改动，就成了监狱。同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检查了每一件行李，还部署了24万民兵。1997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了奥运会经验交流计划，从汉城的食品检验师到亚特兰大的掌纹识别技术都得以共享，悉尼奥运会预想了800种紧急情况。“你无法对一切都做好准备。”国际奥委会的以色列委员阿列克赛·吉拉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