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跨越“后奥运效应”

　　　中国经济：跨越“后奥运效应”

　　■观察记者 夏 燕

　　似乎是一场阿甘似的赛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就是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

　　但狂欢之余，面临的后奥运经济难题也许是无法想象的。

　　“在筹办奥运会时，不要想‘震惊世界’。

　　想举办一届过程快乐、轰动世界的奥运会，结束之后必然收获痛苦。要着眼于举办一届促进城市发展、满足市民需要的奥运会，扎扎实实的工作，过程也许痛苦，但结果肯定会‘震惊世界’。”

　　这是几年前，巴塞罗那原奥组委秘书长对北京的忠告。

　　如今，类似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那样的金融灾难已实属少见，但也罕有奥运主办城市通过主办奥运会本身便可盈利的先例。而奥运之后投资大幅下降、经济出现下滑的现象却被迅速扩大，甚至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奥运低谷效应”。

　　2008年，北京。

　　在奥运经济狂潮的带动下，这里的经济正快速增长，发展日新月异。而自7年前成功申办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以年均超过9%的GDP增速一路高歌猛进，2007年这一增速更是达到了11.4%。

　　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环境的负面因素不断：次贷危机爆发，美元贬值加剧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不仅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更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许多大宗国际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尤其是油价与粮价上涨带来的巨大输入型通胀压力。

　　时下，除却旅游、酒店等即将迎来短期刺激的相关行业，奥运经济的显性向上拉动作用已近乎至顶。面对持续增长的投资、节节攀升的房价，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惑：奥运之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顺利地实现“软着陆”？

　　奥运低谷效应

　　“那是2008年8月25日，北京奥运结束后一天。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以2657点收市，和2007年之初的水平一样。奥运热潮在消退，投资者抽身的速度和他们扎进来的速度一样快，而且市场在瓦解。”这是2007年8月美国《商业周刊》描绘的一些预言者眼中的“末日景象”。文章随后指出，在经济学家看来，“后奥运”的破产几率不大。

　　即便如此，针对“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的“唱衰论”一直不绝于耳。长期以来，奥运会结束将和经济周期的低潮期同时到来的观点频繁被讨论。

　　作为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最困难”的体育赛事，在1980年代之前，主办奥运会不啻意味着亏损、负担和长期的债务。

　　1976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奥运会造成了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亏损，被称之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15天的奥运狂欢之后，蒙特利尔公民不得不承担一个新的税种—奥运特别税，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还完欠下的债务。

　　“幸福总是相似，不幸则各有不同”。

　　此后，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这句名言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在“蒙特利尔陷阱”之后，奥运主办城市又遭遇了所谓的“奥运低谷效应”，而且鲜有逃脱。

　　长野冬奥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1998年，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将冬奥会视为一个经济复苏的机会，但最终这个愿望没有达成，反而经历了一场被称为“后奥运综合症”的经济减速。当时，日本政府花费了190亿美元来建造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等设施，奥运会后，对场馆设施的高额维护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大衰退。1999年，当地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经济下降速度也创造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

　　2004年，在“让百年奥运回家”的口号伴随下，雅典举办了一届有史以来最昂贵、对安全性要求最苛刻的奥运会。由于安全费用大幅上升，组委会为了按期完成场馆施工任务，被迫在最后两年“疯狂提速”，致使实际支出大幅增加。虽然希腊政府投入到奥运会的预算不断攀升，但仍无法填补日益失控的开支。

　　一般认为，奥运经济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从成功申办、正式举办到奥运会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效应的延伸，影响长达10年到12年。而学术界又将其分为前奥运阶段（长达7年左右的奥运筹备期）、奥运阶段（奥运会举办当年）和后奥运阶段（奥运会后大约3年到5年的时间）。

　　在前奥运阶段，由于奥运场馆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大幅增长，经济发展强劲，尤其在前两年内，通常奥运主办城市都会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在奥运阶段，由于人流大量涌入，带动了强劲的消费需求。但在后奥运阶段，奥运主办城市的经济却常常出现衰退，进而步入长时间的低谷期。

　　事实上，也极少有奥运主办城市能避免“奥运低谷效应”，即使是悉尼，一个主办了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赞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的城市。

　　从周期上看，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在短短的16天里，需要满足人数众多的运动员、境外媒体记者以及几十万境外游客的需求，需要修建大量体育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以满足短期的奥运会超常需求。但随着奥运会结束，需求急剧衰退，往往使得举办城市处于两难境地—

　　如果大规模兴建城市基础设施和体育场馆，奥运会后设施的闲置几乎不可避免；如果只顾及奥运会后常态需求，不建或少建设施，又会在举办奥运会时捉襟见肘，有损举办城市形象。

　　不同的主办城市，由于体育场馆数量、功能、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在体育场馆方面的投入也有很大不同。2008年奥运会，北京新建、改扩建和临时性比赛场馆31个，训练场100多个。相比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等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新建的场馆数量多，投资大，赛后运营费用也极其高昂。

　　另一方面，在筹备奥运会阶段，由于主办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大量基础设施、场馆建设投资和城市环境建设投资直接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奥运会结束后，如果不能继续合理引导这些投资，很可能造成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

　　事实上，自1984年以来历届奥运会后，各主办地几乎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低谷效应”。一些行业在奥运会筹备期间得到快速发展，奥运会后却因为需求迅速下降，导致市场突然缩小，建筑业、建材业、体育产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环保产业、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等无一例外。这些行业一旦不加以调控，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奥运低谷”的困扰，而这种“低谷”的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下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如今，为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北京在奥运会筹备期内，与奥运会有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已达1800亿元。随着筹备工作结束，这方面的投资也接近尾声，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极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引导投资，推动经济持速发展，俨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场馆运营很关键

　　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奥运低谷效应”的影响，但汉城仍被公认为惟一的在后奥运阶段未出现经济衰退的奥运主办城市。

　　1980年，韩国申办奥运会时，人均GNP为3000美元，对举办奥运会，各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韩国将带动“经济起飞”作为汉城奥运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圆满完成了这一目标。

　　1981年至1988年，汉城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4%，1985年至1990年，仅奥运工程就直接带来了33.6万个就业岗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以至于经济学家在分析韩国经济起飞时，都把奥运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作为一个重要原因，称之为“奥林匹克生产效应”。

　　韩国的“奥运奇迹”归功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奥运举办前后，正是韩国全面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奥运会后，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早在制订奥运规划时，韩国就充分考虑了场馆等设施的赛后利用，绝大多数体育场馆都是将已有的设施进行了改造和翻新。由此也有人认为，“奥运低谷效应”并非定理—

　　奥运会后各主办城市经济的波动，与城市产业结构特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它们同样有规律可循—即奥运投资规模越大与不举办奥运会时的投资规模对比越大，“奥运低谷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奥运投资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越大，赛后闲置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重要的是，奥运会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奥运低谷效应”则越不明显。洛杉矶、盐湖城和亚特兰大，在奥运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主要靠运营商来操作，奥运会场馆的经营则以项目管理方式为主，进行可行性分析，在赛前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奥运会场馆赛后的用途。

　　对北京而言，虽然倡导“节俭办奥运”，对“鸟巢”主体育场、“水立方”游泳中心、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等场馆建设进行了“瘦身”，但根据北京大学首都经济研究室的报告，此前包括九运会、亚运会和大运会新建体育场的调查显示，基本是一直存在亏损，收入无法与日常维修和维护持平，而高昂的收费又是一般老百姓所无法接受的。

　　2007年5月25日，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之久的日子。北京国际饭店宴会厅里，“后奥运经济中场馆如何运营”的论坛进行着，巴塞罗那、悉尼场馆的运营高手以及全球体育娱乐产业的重要操盘手阐述着他们的观点。

　　“我们在那16天之后会怎样呢？”闲聊中，来自各大场馆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只一次地发问。

　　“2009年的北京，一个吹着微风的夏夜，刚刚欣赏完俄罗斯歌手Vitas演唱会的观众们，从‘鸟巢’四面八方若干个门组中陆续走出来。

　　Bob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随着人流走出，看到天色已晚，‘今晚就住在鸟巢吧’，朋友的提议得到认可，他们走进了‘鸟巢’北侧地下的酒店。不仅是Bob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夜晚，还有很多人，吃、住、玩、乐在这个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地方—国家体育场‘鸟巢’。”

　　2009年这个夏夜的模拟场景，正是现在许海洋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忙碌工作所要实现的—把模拟变为真实。

　　许海洋是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运营部的职工。

　　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是由中信集团、北京城建集团、美国金州及国安岳强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北京市国资公司共同组建的“多资本公司”，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后30年的国家体育场经营权。

　　对于许海洋来说，一个最大的现实是，普通商业设施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要直接创造价值，而奥运场馆的运营不得不考虑到其原有的体育功能，且这部分占很大比例的功能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特点，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将工作分为两大部分，一方面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体育平台，做好这个平台的文章，吸引了人流量就会有商业实现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在人流量基础上的商业运营。“只有利用好体育平台创造人流量，商业才能盈利。”

　　现在，“鸟巢”规划的运营思路是，以大型文化和体育赛事为主，以人流量为基础，通过经营体育场内的商业设施、广告、场地出租以及冠名权来实现基本赢利。

　　按照运营规划，“鸟巢”内的商业面积将达到9万平方米，占“鸟巢”总建筑面积的近35%，其中包括酒店、餐饮、超市、俱乐部以及精品卖场。因此，摆在面前的现实是，要依靠文化、体育赛事等活动来吸引人流量。

　　但事实上，即使是文化活动的举办，对于“鸟巢”依靠的经营来说也并不轻松。位于北京天安门的国家大剧院等都是“鸟巢”的有力竞争对手。

　　“按照成功运营场馆的美国模式，基本上场馆的业主也是场馆内容的‘填充者’，拥有演出公司、经纪公司、球队等场馆需要的内容，这样的公司基本是将产业链纳入一体的。”北京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奥运会结束才是一届奥运会真正的起点。”

　　“但目前，北京能够将文化体育产业链融为一体的公司几乎是没有的，从产业政策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培育方面看，也是刚刚起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要走美国的模式并非朝夕之事。体育产业和场馆运营是‘水’与‘船’的关系，只有体育产业发展成熟，才能避免奥运会后场馆空置现象。”一位长期致力于文化体育内容投资的公司负责人直言。

　　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如何？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后奥运经济问题也是以前都没有碰到过的，但是我们已经在为此寻找解决之道。”北京市发改委高级顾问宋晨翔表示。

　　他的自信源于北京市政府对后奥运经济问题的重视。

　　从2002年到2006年四年间，北京市经济年均增速为12.1%，比1997年到2001年平均增速提高1.3个百分点。2006年，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72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6210美元，提前两年实现了到2008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目标。

　　关于降低后奥运风险，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在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他透露了北京应对“后奥运效应”的工作思路—“合理引导投资，继续推动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投资和消费对首都经济的拉动作用，确保奥运会后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后奥运效应’的成因主要有：奥运前的投资剧增，奥运年里观者如云，消费收入激增，奥运后大量的体育设施需支付庞大的维护成本。”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分析，作为北京奥运的赞助商之一，中国银行还考察了60年来的12届奥运会的情况，其中的发现颇有意味。

　　在这12届奥运会中，有8届奥运筹备期8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奥运筹备前8年，GDP增幅为0.3%—2.5%左右；有9次奥运举办后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奥运筹办和举办年的增速，其幅度在0.4%—2.5%左右。

　　但深入分析则发现，在奥运筹备期间经济增长超过之前的均为小国，大国例外。美国1996年、苏联1980年、德国1972年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在奥运以后，整个经济下滑的案例里，也都以小国居多。

　　“由此可见，奥运期间的经济增长幅度和一个国家的规模有关，大国不在此列。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奥运会对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奥运会后的拖累效应也不显著。”朱民认为。

　　面对众说纷纭的“后奥运经济风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表示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奥运后的滑坡”。这是因为在奥运会结束后，虽然特殊的、超常规的需求会消失，但后续需求会跟上，奥运会后中国不愁没有新的投资热点。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开发商和地产业界。高盛高华证券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声称：“行业调控降低了未来政策变动的可能性，中国房地产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退。由于增加居民可负担住宅的供应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房地产商在2008年—2010年将实现高速增长并取得更高的利润率。预计政府将按照“十一五计划”控制土地供应，这将支持2008年—2010年房价更迅速上扬。”

　　“中国股市和楼市在奥运前进行的接近一年调整，减少了奥运后出现经济衰退的理由，北京奥运后的十年、二十年，中国对基础设施及城市住房的需求依然巨大。”对此，经济学家樊纲也表示充分认同。

　　而在北京奥组委顾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魏纪中看来，一些“绑架奥运会”的现象，如房市、股市、物价都拿奥运会来说事，俨然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投机性预期。这些说法虽然没有太多根据，一旦形成气候却会造成奥运会期间的某些波动。

　　由此，面对奥运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下滑与衰退的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从北京奥运经济规模来看，还远远不能左右中国经济走向。

　　众多相关研究表明，奥运主办城市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是决定“后奥运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奥运会后出现经济下滑的国家中，举办城市的GDP占比一般要达到全国总量的10%以上，而北京GDP全国占比还不足4%。

　　其次，中国政府业已采取的经济降温与防止通胀的坚定举措，将有效避免整体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据官方统计结果，目前CPI上涨动力已呈减弱态势。再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史，当前的通胀程度仍然属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诚然，面对尚难预测的外部因素，如何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与抑制通胀、稳定通胀预期之间的平衡点，也将是当前甚至未来数年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再次，中国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蕴涵着远未穷尽的内在需求，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快速发展的长期动力，并可有效消减外部经济衰退影响，这也是后奥运经济可以乐观看好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在未经证实的假设和预定的结论间描画曲线。”经济学家彼德•肯迪尼在其名著《计量经济学导论》中这样调侃。

　　同样坦率的还有凯恩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开宣称：“我宁肯含含糊糊地对，也不愿严谨无误地错。”的确，经济牵涉到太多的变量，约束条件拿捏稍有失误，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因此，用历史经验来比照北京，很可能并不准确。毕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而作为首都，北京也会得到全国的鼎力支持，类似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肯为蒙特利尔市承担146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致使蒙特利尔几乎丧失2005游泳世锦赛主办权的情况，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事实上，在“节俭办奥运”的号召下，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将部分奥运体育场馆分布在高校；将部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特别是与奥运无关又不急于上马的项目延至奥运后建设，利用政府直接投资等手段改变投资过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状况；进行资产支持证券化等金融工具创新等，都减轻了奥运之后经济波动的风险。

　　而如果从更加深入、长远、智慧的眼光出发，秉持“绿色”、“科技”、“人文”三大理念的北京奥运，还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植入诸多隐性的转型积极因素。

　　“奥运会对主办城市和国家的长久影响，是奥运会创造的最大财富。”国际奥委会市场委员会主席海博格表示。

　　可以预见的是，奥运会将使北京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城市，也为中国赢得更多关注，这些遗产不会是短期的，它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