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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顶头槌》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奥运故事

  新华网香港8月6日奥运专电 题:“顶头槌”顶出一条奥运路——香港原创音乐剧讲述中国足球队1936年首征奥运故事

  记者 孙浩

  1936年8月6日,德国柏林莫姆森球场内,11条中国汉子经过艰辛曲折的路程终于走向万千目光聚焦的赛场中央。

国运危矣,时局动荡,他们是代表四万万同胞驰骋奥运赛场的首支中国足球队。尽管以0:2负于兵强马壮的英伦劲旅,他们却以出色表现“写”下“中国人”三个大字,赢得尊严与尊重。

  72年后的今日,这段闪耀着理想荣光的奥运之旅已被淡忘。更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的“国奥队”中8名主力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

  在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香港话剧团从尘封中重拾历史、全新演绎,用原创音乐剧《顶头槌》讲述香港人的中华奥运梦。《顶头槌》将于8月30日至9月8日在香港上演,主创人员日前接受了记者采访。

  香港话剧团候任艺术总监、《顶头槌》编剧兼导演陈敢权说,1936年看似遥远,但这群足球运动员的奋斗精神是每个时代都需要被唤醒的,这部音乐剧试图诠释的命题是“勇气”。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为什么还要组队远赴柏林踢球?当时的政府不支持经费,这些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球员为什么要辛苦筹募旅费?在中国人被外国看不起的年代,他们为什么能够站到一个世界聚焦的舞台中央大声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踢好球’?”陈敢权一连串发问。

  主创人员努力从历史资料中去寻找诸多疑问的答案,并以自己的理解还原到音乐剧中,虚拟了一个从街边茶水铺走出的香港青年如何通过足球完成对国、对家、对自己的思索。

  “1936年毕竟遥远,难以寻找丰富的细节,我们就重新幻想出一个全新故事,但剧情虚构、心情真实,原来这么多年来香港人一直蕴藏着浓厚的家国情怀,”陈敢权说。“今年是奥运年,世界关注着中国,我们这部音乐剧正好可以让更多香港人知道72年前的这段关于奥运的特殊历史。”

  陈敢权说,他是一年前意外接到定居香港的英国人许荣新(文森特·海伍德)的电话,才知道父辈的这桩故事。

  许荣新告诉记者,14年前他经由一位香港老人之口,首次知道中国足球队首征奥运的历史。起初他觉得难以置信,随后就被深深吸引。近两年来,他从网络、图书馆等渠道搜寻到当年中国足球队的队员名单、报纸报道、照片等珍贵资料,甚至包括中国足球运动员在那场“中英大战”中的历史瞬间,越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动人传奇。

  1936年夏天,中国应邀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世界运动大会(即奥运会)。由于当时香港的足球运动员经常与外国球队比赛,并有多次打败外国球队的经历,因此14个香港小伙子加入了中国足球队,队长就是有“亚洲球王”称号的李惠堂,队员中还有凭头球功夫而赢得“铜头”美誉的名将谭江柏。

  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支持经费,这些香港球员不得不展开亚洲巡回赛来筹募经费,60余天中辗转多国打了20余场比赛,攻入113粒进球,而且没有一场败仗,得到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华侨的踊跃支持。辛苦筹得经费后,最终有8位香港球员随中国队赶赴柏林,代表中国站在奥运赛场上。尽管在与英国队的对决中落败,11个中国球员却赢得欧洲人的刮目相看。

  “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李惠堂所作的诗句或许可以道尽当年的英雄情。这位中国足坛传奇名将曾被外国媒体评为和贝利、普斯卡什齐名的“世界五大球王”,一生共射进近2000个球,而柏林奥运之旅无疑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顶头槌》的词作者岑伟章介绍说,音乐剧中有一首长达10余分钟的歌曲来展现香港球员转战多国筹募经费的经过。在创作过程中,他几度泪如泉涌:“依中国人的传统,父辈对子女的教育总是不离‘找生计’,然后这些从香港一个小村落走出来的运动员那么艰难地去柏林踢球,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理想,这故事应该讲给今天的香港人听。”

  陈敢权介绍说,故事以香港球员在奥运赛场上代表中国踢出第一脚球而收尾,“因为他们站到赛场上已是全体国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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