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在中国之所以被称为国球，是因为它身上曾凝聚着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梦想，因为它与新中国共同成长，更因为中国乒乓球队取得的成绩曾极大地鼓舞了刚从艰苦岁月里走出的新中国人民。”前国际乒联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如此定义乒乓球的“国球”身份，“它是新中国众多体育运动中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项目，也是中国体育界最早实行陪练措施的运动队。
”
“以前上海队的薛伟初应该算是最早的一位，”徐老打开记忆闸门，引领我们共同回首中国乒乓球历史上几位颇具代表性的陪练。
1959年，中国北京刚刚成功申办了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为了在新中国第一次主办的国际性体育大赛中有出色表现，当年的国家体委从1960年开始就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强将在北京集训，被称作“108将”。来自上海的薛伟初就是其中一员。
那年秋天，正当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准备在家门口创造辉煌时，来华访问的匈牙利队却带来了一个消息：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招，弧圈球，非常厉害。已立志夺取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冠军的中国队听罢十分不安。在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总教练傅其芳特意请西多多聊聊弧圈球，可西多怎么比划也让人听不明白。一直快到年底，中国队教练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上大致搞清楚什么是弧圈球。
正当全队商量该如何对付日本队的新武器时，薛伟初连夜给组织写了一份申请，“就让我来模仿日本人吧！”于是，30岁的他与老国手胡炳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代陪练，每天依葫芦画瓢学起了拉弧圈。
由于拉弧圈球是“擦”球而非简单的“打”球，要用很大的爆发力，两人每天陪主力队员们训练便格外辛苦，不但胳膊拉肿了，自己原有的打法也牺牲了……几个月后，看到不畏惧弧圈球的中国队终于第一次举起了男团斯韦思林杯，薛、胡二人笑得格外酣畅。国家体委大力倡扬了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薛伟初和胡炳权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批“无名英雄”。“当时其实想得很单纯，连"牺牲"的想法都谈不上，无论是谁去比赛，目标都是为集体、为国家赢得荣誉，谁比赛谁不去比赛不都是在为国家立功吗？”薛伟初至今认为，自己是模拟日本队“秘密武器”的最佳人选。“我哥哥薛绪初那时是香港乒协秘书长，日本队也经常去香港热身比赛，对这个秘密武器了解得很多。我用反胶，又对日本队的新技术有一定的了解，我不去模仿谁去模仿？这是历史选择了我。”
“尽管第26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团终于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但中国队里应对弧圈球的命中率依旧不到一半，这就要求陪练更有针对性。”徐寅生介绍说，那时候世界乒坛最厉害的莫过于日本的三位主将木村、荻村和三木。为了彻底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余长春、刁文元、廖文挺等人决心彻底放弃自己的打法，争相模仿日本队三员主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陪练。“渐渐地，他们不仅弧圈球质量和球技与日本人相差无几，连走路及举止都学得惟妙惟肖。”徐老回忆道，有人评价余长春，除了没戴眼镜不像木村，其他都像，大余就说：“那我就配副眼镜戴上，让日本人吓一跳。”
第27届世乒赛男团决战前，中日两队同场热身练球。陪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等主将练球的余长春深知此刻心理战很重要，他故意活蹦乱跳，拉弧圈分外卖力，还不时送上几个好球让主将们抖抖威风，弄得邻台的日本队员惴惴不安。多年以后，木村对中国教练讲：“第一次看到余长春打球跟我那么像，感到不可思议。这等于是中国队员每天可以同我们练球，而我们却做不到。你们不仅占了球艺的便宜，还占了心理优势。”木村说，这种陪练做法，日本人学不了。欧洲的同行们也表示，这种做法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也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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