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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运动是与大海最亲近的奥运会项目。青岛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举办城市，在发挥奥运效应、普及帆船知识、推广帆船运动、传播帆船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帆船之都”已日渐成为青岛重要的文化品牌和城市文化特色。
一、先秦时期的扬帆活动
先秦时期发生在青岛地区的扬帆活动，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由于海洋特色的地理风貌，青岛早期居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都与海洋休戚相关，他们从海洋中获取生活必需品，也不断探索着广阔海洋的奥秘。
1、考古发现。2007年考古专家在对即墨北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大汶口文化层的下面，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北辛文化层。这一考古发现表明，青岛海洋文明的历史最少有7000多年了。根据早些年对胶州三里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生活在青岛胶州三里河的先人就充分利用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特点，利用独木舟或木筏子进入胶州湾进行捕捞活动，他们主要从事采拾贝类和捕鱼活动，打捞的鱼类有些是外海的海鱼，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较先进的捕捞和造船、织网等技术。当时胶州湾的海域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胶州湾面积的3倍，当时的胶州三里河就在胶州湾北岸的海边上。三里河人生活在海边，他们的海上活动以生存为目的，主要集中在海边或者是近海。胶州三里河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三里河人在胶州湾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捕鱼捞蚌活动，是中国海洋文明史上最早的扬帆活动之一。
2、海上巡游活动。春秋战国时期，青岛地区属于齐地。齐国开国君主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中的姜子牙，他辅佐周文王、武王有功，被封于齐，成为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治理齐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后来齐国在管仲等人的辅助下，励精图治，逐渐成为诸侯盟主。齐国濒临大海，缥缈无际的大海既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也给他们带来了海市蜃楼的幻景，增加了他们对大海的神秘感，促使他们探求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加上齐国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也为这种探求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齐国两代侯王的海上巡游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齐桓公和齐景公都进行过海上巡游活动。有关齐桓公的海上巡游活动历史资料相对较少，但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齐桓公曾东游海上，南至琅琊。齐景公的海上巡游活动历史记载较多，据《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说苑》中有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语，《韩非子》中有“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语。转附、朝舞、琅琊，分别是今天的烟台芝罘、荣成成山头和胶南琅琊台，少海就是今天的胶州湾。由此可见齐景公巡游的航线，基本上是沿山东半岛海岸线由北往南而行，从齐景公选择这条线路的从容和自信可以看出，这条长约1000公里的水上航运线路在当时是比较成熟的。齐景公的这次海上巡游活动，由大夫晏子等陪同，船队具有一定的规模，航行的时间也比较长，这说明当时船只条件和航行技术都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齐桓公、齐景公的海上巡游活动，目的是帝王将相游览自然风光和海上美景，显示齐国强大的力量，这是发生古代青岛海面上两次大规模的扬帆活动。
3、齐吴海战。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陆地、海洋、江河湖泊经常成为厮杀的战场。公元前484年发生于琅琊港附近的齐、吴大海战，就是其中著名的战例。战争对社会生产往往会带来较大的破坏作用。而为了作海上战事准备，就要建造攻击力强的战舰，制造各种海上航行设备，兴修港口，这又在客观上刺激了港口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齐国和吴国都是当时的海上军事强国，被称作“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都拥有庞大的舰队和一定规模的海港。齐国主要的海港在胶州湾一带，而吴国海港则在长江下游一带。
齐吴海战发生的原因，据《史记》记载，“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从中可以看出，这次海战的直接原因是齐人鲍氏弑君，吴王夫差为被杀掉的齐悼公申张正义。当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是吴王夫差想借此机会兴兵伐齐，壮大吴国力量。在这次海战中，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战舰，但吴国水军长途航行，饱受海上颠簸之苦，而齐国水军以逸待劳，又怀着保家卫国的热情，所以这次海战的结果可想而知，以吴国水军大败而告终。2500年前琅琊海面上的齐吴大海战，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之帆。史前的青岛一带是中国海洋文明最早发生地区之一。尤其在春秋时期，青岛海面上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扬帆活动，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青岛的海与帆在中国早期海洋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二、秦汉魏晋时期的扬帆活动
秦汉魏晋时期，青岛海域内可谓帆影点点，大型海上扬帆活动频繁出现。这一时期的海上扬帆活动特点，比先秦时期规模更大，次数更多，航程更长，海上扬帆的目的主要是帝王将相巡游、海上贸易和交通，而较少发生海上战争。这一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航海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1、始皇帝东巡。根据《青岛海港史》（古代部分）的研究成果，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短短的12年之内，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幸活动，其中有四次是海陆兼程，有三次从海上到了琅琊。秦始皇巡幸天下郡县、周览四方的目的就是显示秦朝的强大，歌颂自己的不世功德，以“威服海内”。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第一次巡幸琅琊的时间是始皇帝三年（公元前219年），他“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芝罘”、“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这次海上巡幸的路线是由渤海向东，经过黄县、牟平（腄）、成山头、芝罘，然后往南到达琅琊。这条海上航线与当年齐景公海上巡游的线路基本一致，但史书记载要比齐景公时更加详细，这说明，秦朝时期人们对这条水上航线的了解也更加深入细致。秦始皇第一次登临琅琊台，乐而忘归，流连三月之久，他还迁移三万户百姓到此，重修琅琊台，并且刻石留念，留下了名传千古的琅琊石刻。
秦始皇第二次巡幸琅琊的时间是始皇帝四年（公元前218年）。这次巡幸仍然由海上到琅琊，但行程比较匆忙，《史记》中用了“旋，遂之琅琊”五个字来概括这次琅琊之行，记载远没有第一次详细。秦始皇第三次巡幸琅琊的时间是始皇帝十二年（公元前210年），这也是他5次巡幸活动的最后一次。这次巡幸活动的路线是由长江入海，然后沿海北上至琅琊，再由琅琊北上至荣成山、芝罘。秦始皇这次到琅琊的主要目的是寻求长生不老药，但他在芝罘登陆后，就驾崩于回咸阳的路上。秦始皇一生五次巡幸就有三次到琅琊，这充分说明他对琅琊的重视，这种重视，或许是处于对琅琊台海上景色的流连忘返，或许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或许是处于战略地位的考虑，总之，琅琊在秦始皇的心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2、徐福东渡。秦汉时期，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达到了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齐人徐福的入海求仙活动。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第一次巡幸琅琊时，“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帝十二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巡幸琅琊，特意向徐福讨要仙药，徐福怕受到秦始皇的惩罚，便编造故事说海中有大鲛鱼，阻拦了求药的道路，骗得秦始皇同意，再次带数千名童男女和百工五谷，由琅琊港扬帆出海，后来“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率船队经过的路线，从琅琊港启航，先到达胶州湾畔的徐山，经崂山登瀛，绕过威海成山头到芝罘，横渡渤海至辽东半岛，沿辽东半岛东南近海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到达日本。徐福东渡探索发现了一条由古代青岛经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这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徐福从琅琊启航东渡，是古代青岛最有影响的海上扬帆远航活动，也是有史以来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然后到达日本列岛的第一次远航。
3、法显西游。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盛行，中外交流频繁。据《青岛海港史》（古代部分）记载，东晋时期我国到印度取经的著名僧人法显，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回国途中，由于遇到风暴，法显搭乘的船只竟一航而至“长广郡牢山南岸”，也就是今天的崂山。法显在崂山登陆后，在不其县（今城阳）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佛国记》，即《历游天竺记传》，比唐朝僧人玄奘西游后翻译《大菩萨藏经》早了230多年。法显因风暴吹打，船只改变航向而至崂山，他所乘船只在青岛海域扬起的应该算是幸运之帆。
三、唐宋时期的扬帆活动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对外交流和贸易活动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青岛地区的海上扬帆活动，同样也以贸易和交流为主。从当时的青岛海港出发，国内航线向北可达天津、辽东，向南直通江浙、闽粤。国际航线向北可达朝鲜半岛，向东可至日本众岛，青岛海港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东亚重要的航运中心。
1、唐朝设立板桥镇。青岛滨海地区自古就好渔盐之利，重工商发展，西部广阔的腹地物产丰富，这些都使青岛地区海上交流和贸易活动比前代更加繁盛。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为了加强海上交流和贸易，在胶州湾北岸设立了滨海重镇板桥镇。板桥镇的设立，使胶州湾的北岸港区一举成为与东亚和南洋各国通商的大口岸，开始了500年辉煌的板桥镇时代。唐代设立板桥镇，还为宋代在这里设立海关（市舶司）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是深远的。
唐代板桥镇虽然隶属于密州，但是在对外通商贸易等方面却有很大的权限。当时的板桥镇是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口岸。新罗国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关系极为密切，新罗人来中国侨居的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当时的板桥镇和青岛沿海一带，有许多叫“新罗坊”和“新罗村”的侨民社区，当时在板桥镇、大珠山一带侨居的新罗人，已经超过万人。
2、宋代设立市舶司。北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特别重视，先后在长江以南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杭州等大通商口岸设立了市舶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当时的密州板桥镇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外贸经济发达，早已经是长江以北的航运中心，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国和日本的互市贸易极为活跃。由于获利丰厚，各阶层的人纷纷与高丽和日本进行海外贸易。为此，迫切需要设立市舶司来进行有效管理。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北宋王朝正式在板桥镇设立了北方第一海关板桥镇市舶司。
板桥镇市舶司是北宋在全国设立的5大市舶司之一，也是长江以北惟一设市舶司的大口岸。此后的胶州湾海面上，中外船舶进进出出，千帆竞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宋史》记载，当时板桥镇港区进出口货物的吞吐量，远远大于杭州和明州这两个设市舶司的大口岸。当时的板桥镇港区，除了东亚、南亚的海外物资在这里中转和销售外，甚至大食国（在今阿拉伯地区，首都巴格达）的商人也乘船北上到板桥镇做生意，足见在板桥镇设立北方第一海关的重要性。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朝时，板桥镇依旧繁荣如故，北宋被金灭亡后的第二年，金兵攻陷潍县、青州等地，胶州湾一带也随之沦陷，繁荣了500年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也随之衰败了。
3、宋金唐岛湾海战。北宋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国不断南侵，中原大地南北分裂，逐渐形成对峙局面。宋金时期，双方军事冲突有增无减，从陆地打到了海洋，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宋金唐岛湾大战。唐岛湾位于薛家岛与灵山卫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来往船只避风停泊的理想锚地，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军事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完颜亮率四路人马大举进攻南宋，其中一路从海道南进，企图从海上一举攻陷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结果在唐岛湾与宋军水师遭遇，金国水师全军覆没。宋金唐岛湾之战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空前、以少胜多的著名海战，它成功地粉碎了金兵从海上夺取临安的企图，延缓了南宋王朝的衰亡。宋金唐岛湾海战，是青岛海域继先秦齐吴海战之后发生的另一场大海战，从此之后，青岛海域从秦汉魏晋至北宋1600年的平静被打破，征战之帆时常在这片水域扬起，直到明清以及近代。
四、元明清时期的扬帆活动
元明清时期青岛海域受到世人前所未有的关注，交通上成为南北海运的枢纽和中转站，军事上成为防倭抗敌的前线，商业上成为商贾云集、百货辐辏的大都会。修运河、设卫所、建码头，内河航运与海港发展齐头并进，各类船只扬帆青岛，初步显示青岛作为国际海港和大都市的特色。
1、开凿胶莱运河。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朝廷和官府供给无不仰仗江南。元朝定都北京（大都）后，官府和军队所需粮食物资大多数依赖江南供给，因此，南北海运漕粮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莱州人姚演在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凿胶莱运河，以解决南粮北调问题。一年后，从胶州湾陈村口到莱州湾海仓口全长100多公里的胶莱运河主体工程竣工，为增大胶莱运河水势，工程还引大沽河和白沙河的水进入新河。胶莱运河开通后，南方运粮船只可直接从海上入胶州湾，经胶莱运河入莱州湾，至天津码头，这条航线可减少1700里左右的航程，同时船只还可以避开山东半岛成山头一带水上险滩，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胶莱运河的价值，《青岛海港史》（古代部分）曾作过评价和概括：“胶莱运河贯穿山东半岛，沟通黄海和渤海，使得南北交通缩短了千余里航程，减少了航行时间，加速了船舶周转，更有利于南粮北运。”明代曾多次对胶莱运河进行疏通，后来又开通了从唐岛湾到黄岛湾的马濠运河。胶莱、马濠两条运河开通后，南方海船从唐岛湾进入马濠运河，然后经胶州湾进入胶莱运河，这不仅缩短了航程，增强了航运的安全性，而且为运河沿岸带来了经济繁荣。据《新开胶州马濠之记》碑文记载：“自此南北商贾，舳舻络绎，往来不绝，百货骈集，贸迁有无，远近获利”。可见两运河开通以后，胶州湾的海面上又出现了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繁荣景象。
2、设卫所。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明王朝为了加强海防、抵御倭寇、弹压地方，在东南沿海和内地要害之地，普遍设立“卫”、“所”等军事机构。当时的青岛沿海一带，先后设立了灵山卫（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设立）、鳌山卫（明洪武二十一年即1388年设立）两卫，设立胶州千户所、灵山卫千户所、夏河寨千户所、浮山千户所、雄崖千户所5个所。在卫、所之下，又设立了3个巡检司，10个寨，62个军屯，126个墩堡。
卫所实行世袭兵制，军户驻在军屯里，烽烟告急则出战，海上平静则事农。这种军屯制度，使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经济较前代更加繁荣。据《灵山卫志》记载，此时的灵山卫一带街市繁华，百业兴盛，“俨然一都会矣”。鳌山卫及其浮山所、雄崖所等地也是如此。卫所的设立对守卫海防、抵御倭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六年（1373年），大批倭寇乘船入侵胶州湾沿海一带，灵山卫和所属的千户所、巡检司分头出击，大败入侵倭寇。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鳌山卫设立后，青岛沿海一带的兵力达到了12000人左右，沿海炮台、烟墩和城堡接近百处，防守和抵御倭寇能力大增。到了明代中期后，倭寇已经很少侵扰青岛沿海了。
3、金家口的兴盛。北宋以后，原来极繁华的北方通商口岸板桥镇逐渐衰落，到了明清时期，位于即墨丁字海湾的金家口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了板桥镇的地位。明朝晚期，金家口商贾云集，贸易频繁，已经是胶东地区著名的港口。当时“土人在此行船筏捕鱼，海岸葺庐舍，市鱼者车相辐辏”。金家口的兴起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丁字湾金家口港阔水深，风平浪静，可容吨位大的巨舶海船停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金家口成为在南北海上贸易的大通商口岸。
据《青岛海港史》（古代部分）记述，“金家口旁的五龙河，为莱阳、即墨的交界河，港口活动，涉及莱阳、即墨两地，从五龙河可达内地，同时有陆路可通。船舶锚泊区主要是丁字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清乾隆年间，金家口已经成为当时青岛沿海各口岸中最繁华的大通商口岸了。当时金家口商帆云集，货栈林立，南客北贾，摩肩接踵，每天进出金家口的商船多达数百艘，金家口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青岛大学郭泮溪研究员的著述，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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