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资深记者：北京志愿者 我们跟安保没关系

    搜狐体育讯 我被委派作为地铁志愿者7768号，而领到一套标准制服，包括一顶棒球帽和一套蓝白色的T恤，还有我的微笑，我准备好工作了。

　　我的第一项职务是在售票大厅的服务台工作，在我身边帮助我的是王丹丹，“作一个奥运会志愿者，是非常有意义的”，她说，“来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的人比平常多出许多。”

　　两位40岁左右的中国游客走了上来，王丹丹很乐于让我试验我刚学习的新技术。“我们想去王府井大街”，他们说。我的中文不是非常好，不过就指路而言已经足够，我很有自信地指引他们去D出口。我的手势和微笑都很标准，但很不幸，我指了条错误的路，我的一位志愿者伙伴只有匆匆跑过去把他们领向正确方向。

　　经过一个小时摸索，我总算有所进步，能够帮助搞不清方向的中国朋友去找到鸟巢在哪里。自动售票系统对北京人或从其他城市来到这里的人们而言仍是一项新玩意，所以我有大把机会一秀自己掌握的新门道。

　　又有个老太太上来问路，我告诉她如何去东方广场购物中心，她嘴巴张得真大：“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她一遍嘀咕一边通过了十字转门。

　　再过了一小时，大约11点30分，到吃饭时间了，我和志愿者同伴们一起去了A休息室，午餐是米饭和蔬菜。同伴郝彬和我沟通了他作为志愿者的热情，还有他如何通过慈善活动筹集6万元人民币，盖了三间乡村学校。他说：“我们都是80年代的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更无私，从这项活动中我受益良多，很满足。”

　　有些媒体报道称，志愿者也是被作为奥运安保工作的一项补充，不过当我提出这个疑问时，郝彬很奇怪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我们都是学生或者上班族，而安保是项非常复杂而细节化的工作。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可疑迹象，我们当然会报告给相关部门，不过也仅此而已。”

　　我一上午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结束了，我得到了一根表带作为纪念，别人还告诉我如果多参加一次还能得到另一根。不过为了那些到了北京而不认路的可怜人着想，我还是少折腾别人了。

　　王丹丹则很遗憾，她的服务时间也只剩下几天了，她说：“我的时间也快到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还远远不够，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