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伦敦的第一年

　　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5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

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房间，房子就在他们不久前离开这里的房子旁边。当时他们正往这所房子里搬家，房子有两间，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这些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 一 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

　　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曾在这里住过。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 。在伦敦马克思前景黯淡，认为应该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