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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2008奥运火炬手--黄晓军


    搜狐体育讯 黄晓军

  火炬手所属主体:三星电子

  黄晓军,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4年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1987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1992 年于北京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97年~1998年在美国Einstein医学院肿瘤研究中心从事血液恶性肿瘤新药物的研究。

2000年晋升主任医师、教授。历任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副主任、副所长,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自1989年开始从事血液病临床及实验研究,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及其各种合并症、各种急慢性白血病的诊断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率先探索并完成了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不合/单倍体HSCT的临床和试验研究;在国内最早成功地开展了非血缘HSCT,创立并完善了非血缘HSCT的技术体系;领导了非清髓HSCT的临床工作;对HSCT后复发白血病的传统治疗技术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造。

  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综述10多篇,专著10部。1996年被评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2002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教师;2003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已完成及正在负责的科研课题、各项基金10余项。现兼任《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国医学论坛》报血液肿瘤专刊副主编;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学组委员;北京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

  他忙得出奇,常人很难想象他的工作日程。这让我认定了有些人就是为了一份事业而生。开始谈话的十几分钟内,就被数不清的电话截断,以至于我们无法交谈。每一次挂掉电话之后,他都是以道歉开场去延续被打断的谈话内容。

  1981年,黄晓军以江西省南丰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师从于亚洲第一位实施骨髓移植术的陆道培教授。1992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了北医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从事血液病治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工作。

  在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中,骨髓移植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手段。但这个方法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移植骨髓和人体产生的排异反应。中国人口众多,要为白血病患者找到相合的骨髓配型,不应该很困难。但一直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大陆民众把骨髓捐献和器官捐献看得非常可怕。1998年,以普遍接受骨髓捐献和器官捐献观念的台湾同胞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次台湾同胞捐献骨髓的事件中,黄晓军担任了手术的主治医师。这个引起全国关注的手术最终取得了成功,给患者高铭苗先生带来了生的希望,也体现了中国大陆医务人员与台湾同胞联手协作的成果。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黄晓军做了许多工作,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报道了这起事件。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黄晓军说:“作为一名医生,面对这种现状,不能只管埋头技术,他还必须借助一切机会,从思想上解除人们的顾虑,才能真正做到医生这个职业救死扶伤的道义和责任。骨髓本身就是再生的,捐献骨髓对人体没有任何损害,中国人现有的观念应该改变。”

  早于1990年,黄晓军就在陆道培院士的指导下,成功完成了我国首例自体去T细胞与单倍型相合骨髓混合移植,并将DNA指纹图成功应用于HLA配型不合移植植活状态的监测。

  黄晓军清楚地明了:作为一名学者,一名医生,必须掌握世界医学的前沿动态。1997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的爱因斯坦研究学院学习深造,他的太太也很快在纽约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生活得很好。黄晓军说:“我去美国深造,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我会回来,但事实证明我回来了。我国的经济在迅速地发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回国内发展的空间要比国外大。而我刚去美国的那一年,无论从收入从环境上讲都比国内好,但是我可以预见五年后的发展空间不如国内大。我认为,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做点事,还要有文化,有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在美国,我感觉周围的任何事情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一年的学习,彻底改变了黄晓军工作的思维方式。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在他带学生的时候,最强调的是解决思维方法上的问题。他要求学生说的话要让外行听得明白,将内行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包括对其他专业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对病人。这就需要医务人员的体会和经验。

  1997年,黄晓军对砷剂诱导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凋亡通路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血液学杂志《BLOOD》上。1998年,他又率先在国内成功地进行了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从而推动了我国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进展及中华干细胞资料库的建设。

  从前,用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疗白血病患者主要是在配型相合的同胞兄弟姐妹中寻求骨髓供者。世界各国医生也把兄弟姐妹间的移植作为最佳途径。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白血病患者骨髓移植的主要供者来源被切断。这就需要我们的医生寻找新的技术予以代替。近年来,黄晓军教授在陆道培院士的指导下,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进行HLA配型不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有效地降低了移植物排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成功跨越了HLA屏障,使母子间、父子间供髓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现实并逐渐得到开展。这项技术具有国际原创性,它不仅解决了我国目前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缺乏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供者来源的问题,它不但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骨髓移植成为可能,并使得叔侄、舅甥之间能够找到供者。即使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在提供骨髓的机率上也大大地提高了。以前兄弟姐妹之间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找到供者,黄晓军的技术出现之后,即使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病人能够找到供者。这项技术,对中国乃至世界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黄晓军的这项技术不但解决了骨髓移植来源的问题,而且一旦推广的话,还会为国家节省不少建立骨髓库的经济开支,但由于这是一项新兴技术,往往没有达到被大众认知的程度。而国外同行对我们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正在模仿、尝试这项技术的开展。

  此外,在血液恶性疾病的综合诊治和造血干细胞临床及试验研究方面,黄晓军教授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适应症、造血干细胞来源和移植方式的选择上都做了许多深入性的研究,并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对各种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合并症,诸如移植物抗宿主病、间质性肺炎、白血病复发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综合治疗等方面,也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与改进,丰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知识,并发表论文,向全国推广。

  黄晓军教授不仅注重实践,也重视相关实验基础的理论研究。他先后承担、参与了“973”、“863”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2001~2002年完成了卫生部课题《rhG-CSF对外周血T淋巴细胞功能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2001年中标“985”青年基金《血液恶性肿瘤异基因细胞过继性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教育部博士点科研基金《体内应用细胞因子降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实验研究》等课题,先后在国内外著名杂志《BLOOD》、《Leukemia》、《Medical Oncology》、《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并参与了十余本大型著作的编写。

  在完成繁重的临床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也重视教学工作,注重医学后备力量的培养,在百忙之中先后承担起多项教学任务。除了完成规定教学课程的传授外,每次讲课都会为学生准备大量的精彩内容,将个人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对于临床实践课程,他更要准备丰富的临床病例,注重采用启发式教育,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从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思考、分析、解决问题,以适应未来的医疗工作。黄晓军不仅重视本单位人才梯队的培养,而且为全国各地输送了数以百计的高、中级业务骨干,大大推动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在全国的发展,体现出了一个学者的风度与责任。

  黄晓军经常连续工作48乃至72小时,在病房组织指挥救治危重病人。无论是门诊、查房、会诊,还是教学、科研,他都会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里其他医务人员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同样不计工作、休息时间,同心协力地开展。该所每年完成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数量已遥领于国内其他移植单位,占全国造血干细胞移植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非血缘关系骨髓和脐血移植数量及疗效均居全国领先地位,近期疗效也达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的病人很多是从外地专程赶来就医的,黄晓军教授会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帮助病人明确诊断,安排住院,稳定病情。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尽量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和思想负担。为了普及血液病知识,推广造血干细胞移植概念,向更多的血液肿瘤患者提供生机,他多方讲学,在网上在线解答患者的疑惑。目前,在该所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肿瘤和各种实体瘤患者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者从中受益。我在采访时看到,他们的研究所正在扩大病房,增加床位,使更多的病人能够及时入院得到医治。

  每当黄晓军教授坐门诊的时候,他的病人就非常多,有的很早起来排队挂号。为了杜绝号贩子倒号,使前来就医的病人都能看上病,黄晓军教授决定不再限号,每次都看到很晚。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医生也难免有失误的时候,但一名有使命感的医生,一定会把失误的几率将至最低限度。

  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这让所有在一线的医务人员都经历了考验。人民医院被隔离的那段时间里,每一位穿白大衣的人都成了战士,他们既需要勇气又肩负着责任。白血病患者伴随的症状是发热和肺部感染,极易与SARS患者混淆,这为黄晓军的诊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是SARS没有诊断出来,他会危害到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若不是SARS,被误诊为SARS,将其转到SARS病房,会对病人造成更大的危害。黄晓军教授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对好几位发热的病人做出了正确诊断。

  黄晓军教授在关键问题上是绝不会让步的。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勇于开拓新领域,敢于承担责任。他感慨地说:“当病人很困难的时候,无论有名还是没名的医生对某些情况是没把握的。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识,需要经过工作实践中不断更新,不断总结完善这样一个过程。有时我们会遇到很棘手的事,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很多病人对我极度的信任,他们这样对我说:‘黄大夫,我的病就交给你了,你怎么做我都相信你,即使是错了,我也不怪你。’这样的鼓励看似简单,但这会让我在拿不准的时候敢下决心。很多时候判断对了,病人得救了,我们也有成就感。有时判断错了,有些病人也能理解,说:‘这没有关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会通过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想办法找到原因,从而服务于其他病人。”

  听了黄晓军的话让我想起,美国的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勃曾这样向世界陈述了他的科学观点:“一门有生命力的、健康的科学,既需要那些毫不受其社会条件变化影响的、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理论,也需要那些在试图解释当代事件时还碰到很多困难的不确定理论。没有持久的理论基础,就没有构成科学的、缓慢发展的知识整体。没有那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挑战,科学将会变得缺乏创造性。”

  黄晓军教授正是在对一个个不确定理论的求索和挑战中,赢得了他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他的工作也因此而充满了活力及创造性。当然其中也伴随着困苦和艰难。如果不是深入其中,如果不了解周围人的反映,黄晓军教授在攻克白血病,在解决骨髓移植配型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有多大,恐怕难以准确地概括。从他的门诊量,从他的病床紧张程度,从他同事的感受中,从他救治过的病人的体会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至此,为这样的成就做文字渲染已显多余,相信他的病人和我的读者会做出最好的评价。

(责任编辑: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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