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世界首富是广州人 十三行流金淌银

　　编者按：4月8日，央视将播出名为《帝国商行》的专题节目，重现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的极盛转衰过程：富可敌国，一场大火能令熔化的白银流满街；富招人妒，腐败的清政府竟两度勒令行商筹巨款作战争赔款。终于，清代十三行的繁盛有如一场梦，梦断十九世纪中华民族苦难时。

　　在100多年前的广州，有这样一个商人群体：他们被西方认为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连政府都要眼红，以至要勒令他们代缴战争赔款———这就是被称为帝国商行的“广州十三行”。

　　据了解，广州市档案界和史学界经过数年系统的挖掘，发现了大批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有关清代广州十三行的史料。以这些史料为脚本，由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广州市档案馆、市社科联、荔湾区政府等5家单位联合摄制的《帝国商行》将在今年4月8日首播。同时，广州有关方面还将举行《十三行史料展》和文献书籍首发式。本报记者特将此部纪录片和展览的部分内容提前披露，以飨读者。

　　据介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贸易上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里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上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广州十三行”原是牙行商户

粤海关

　　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在清政府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官员经常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

　　于是，广州珠江岸边有着大量的商户牙行便应运而生，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深受外商欢迎。

　　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

　　在以后的日子里，洋行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

　　盛：1822年火烧十三行熔化洋银流满街

　　在展览和纪录片中有多幅历史图片再现了十三行昔日的辉煌。其中有当时的西方画家画下的广州十三行全景图、广州府图、广州珠江江面图等，不少图画都是采用当时世界最新科技的铜版制图，画面上十三行商馆区各国商贾穿梭，江面的上万舸竞舤的场面让人不禁对当时广州的繁华叹为观止。

　　远看：中西风情融成一体

　　从画面中我们看到，十三行在地理上包括中国行号与外国商馆两个区域：中国街区有一组宽敞的中式建筑，里面有很多房间和庭院，这是行商公所，由政府选定最富、最有声望的人担当行首，被称为总商。

　　在十地街区内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人经商、居住的地方。商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异域风情，成为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木板平顶型的中国行号与拱形廊式的西洋楼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近看：金山银海繁荣富裕

　　在目前留下的记载中，常常把十三行商馆描绘成为“金山银海，堆满银钱”的景象，那到底十三行时期繁荣到何种程度呢？据即将正式发行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载，1822年发生在十三行的一场大火持续七昼夜，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一二里地，仅此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

　　衰：代清朝缴纳巨额赔款榨干行商老本

　　鸦片战争是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火让17~18世纪东方的贸易中心“广州十三行”渐渐衰败。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也纷纷破产。

　　战火所到处行商破产

　　在《帝国商行》的脚本中，以“落日挽歌”作为该片最后的一幕。战争期间，英军所到沿海城市皆势如破竹，只有在广州城外不攻而退。这其中有着至今仍鲜有人知的内情：当时英军已兵临广州城下，准备发起总攻。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在城外，行商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达成英军退兵协议———限广州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为条件。结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200万两，其中以伍氏家庭出资最多，计110万两。由于是地方上自筹款项，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便隐瞒了他乞降讲和的真相。签订《南京条约》后，由于“广东之富扬名于天下”，又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道光帝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作战争赔款，此举令不少行商纷纷破产。

　　被逼缴赔款行商北迁

　　1843年春天，广东官府传令行商伍绍荣等人，要求追索300万银元，限全体行商六日内全数交清。这次赔款，怡和行伍绍荣被勒缴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银元。此外，《南京条约》中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行商已也无法管理对外贸易。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炮火将具有150年历史的商馆化为灰烬，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时，一些精明的广东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上海。他们带着大笔财富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现在如果追溯上海的第一批开拓者，其中大多是广东商人。

　　19世纪世界首富是广州人

　　据《帝国商行》片中介绍，广州“一口通商”后，让广州十三行商人在此后的80多年里，成为大清帝国对外的唯一管家。2001年，《华尔街日报》专门发行专辑，统计了上10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个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价说：“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有关伍秉鉴豪爽大方的故事在外商中流传甚广。据说一个美国商人与他合作做生意，但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元的债务，因为没有能力偿还一直无法回国。当伍秉鉴听说后，叫来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把借据一把撕碎，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两清。而在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型货船也只值10万元左右。

　　潘振承是十三行历史上除了伍家外最显赫的家庭。“清代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虽然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顶峰，但真正贯穿行商历史，历尽百年的却是潘振承家族。从潘振承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十三行中是绝无仅有的。”

　　潘振承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于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出生。据其族谱，潘振承年轻时共三次前往菲律宾从事贸易，为日后参与外洋行的贸易挖掘了“第一桶金”。据说潘振承能讲熟练的葡萄牙语，因此与外商交易时较其他行商更有利。

　　当时，广东行商的庭院成了画家竞相描绘的对象。在现存的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潘家中西结合的别墅丝毫不逊色于今天西方亿万富翁的私家庭院。这些极尽奢华的庭院中，处处种植着稀有的古树、各种各样的花卉等。“此外园子里还养着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

　　但这一群富甲天下的商人最后却因为受到各方的压力，纷纷破产。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四家欠外债380万元。乾隆帝担心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还。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欠债，行商潘致祥在1808年想尽办法脱离了洋行界，他曾说过这样一话：“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英美商人盛赞十三行：

　　账房先生很机智中国商人很诚实

　　19世纪的广州商人是第一批打入外国人社交场合的中国人。《帝国商行》纪录片中也展示了多幅当时真实场景的还原图片。上面有行商与外国商人坐在长桌前，双方都身着西装礼服，按照西式习惯举行洽谈会。

　　据介绍，1830年，英商在英国下院听证会上表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在十三行居住过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记述道：“账房先生很机智，计算迅速而且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打包整齐，手法灵巧。”

　　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