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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国父长子 追求宪政 三任广州市长

1910年,孙科与父亲在檀香山合影。
1910年,孙科与父亲在檀香山合影。

1935年,孙科与蓝妮结婚后在上海的合影。
1935年,孙科与蓝妮结婚后在上海的合影。

  孙科(1891一1973),广东中山人,孙中山长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孙科:沾了国父的光,也受了伟大的累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说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

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事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经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父亲·导师

  虽然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孙中山从来不是漠不关心。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政治·宪政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情感·风流

  孙科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而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路人。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近年出版了《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1966年,她在台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孙科。直到其父于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湾两次,“我相信父亲内心是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

  晚年·落寞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家世

  国父一家

  1885年4月13日,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延,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4年11月25日,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国父长子孙科生二子四女:

  孙科长子孙治平 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

  孙科次子孙治强 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

  孙科长女孙穗英 1922年生。

  孙科次女孙穗华 1925年生。

  孙科三女孙穗芳 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四女孙穗芬 1938年生。

  (刘炜茗)

  

(责任编辑:小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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