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历史文化

　　南通是由长江北岸古沙嘴不断发育、合并而成，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6000多年前，长江水从上游夹带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江口，南通由此成陆，并逐渐自西向东、向南延伸扩展。全境地域轮廓东西向长于南北向，三面环水，一面造陆，似不规则的菱形状。

　　南通在距今五、六千年开始就有人群在当地居住，市区一带在晋朝以前为江口海域，南北朝时始成沙州，初名壶豆洲，后名胡逗洲，属海陵郡（今泰州），唐朝时为盐亭场，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海陵县，隶淮南道。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时，设狼山镇遏使，归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吴时曾设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南唐时立静海都镇制置院，置如皋县属泰州，历时半世纪。公元958年，北方后周派兵南下，占领静海，升为静海军，不久改名为通州，领静海、海门两县，属扬州管辖。宋朝时天圣元年（1023年）一度称崇州或崇川，不久复称通州，隶属南东路，领静海、海门两县。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为通州路，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通州，属扬州路。隶江北淮东道廉访使司，领静海、海门两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废县为乡并入南通；雍正三年（1724年）改通州为直隶州，并以泰兴、如皋两县归其管辖，隶江苏市政使司；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隶江宁市政使司。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设“南通县公署”。1914~1927年，南通、如皋、靖江、泰兴等县为苏常道辖，海门、崇明等归沪海道辖。1934年设立南通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辖南通崇明、启东、海门、如皋、靖江六县。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3月在南通县北兴桥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战争期间，设通东、通海、通西、通如行署，在如东掘港建立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曾改建苏皖（华中）一、九行政区。

　　建国后置南通市，南通县城迁至金沙镇，设立南通专区归苏北行政公署，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和崇明七县及南通一市。1952年底，江苏恢复建省，南通市为省辖市，1958年崇明县划入上海市，1962年南通市再次列为省辖市，并脱离南通专区。1970年全省又统一改专区为地区。1983年3月，南通市与南通地区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1989年以后启东、海门、如皋撤县建市，仍由南通市管理。1997年南通市下辖启东市、如皋市、通州市、海门市、海安县、如东县、崇川区、港闸区、狼山旅游度假区和富民港办事处等四市二县三区一办。南通市是全国最早的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也是上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特色】

　　我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沂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是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并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邢(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当年属邢国地)，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吴破郑城(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今天泰州市)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晋时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其时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

　　约六朝梁元帝时(公元552年)，长江口出现的壶豆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这些人基本上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时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成了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三代(姚存制、姚廷、姚彦洪)统治胡逗洲(其时称静海)、东布州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其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区，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或定居。至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如皋在1724年便是通州的一个下辖县了。

　　由东布洲形成的海门岛，当初亦为流放犯人之地，流人亦来自常州一带，由于隔了130多年才与静海县涨接而造成的文化隔离，使海门人始终保持了吴文化的特色。至明初，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被惩罚性地强迫迁移到吕四港一带，他们于常熟白茹港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茹抽丁”。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至18世纪初，崇明人陈朝玉(1688一1761)率妻来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其时海门境内一万多人，崇明人近三千人，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至近代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人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

　　南方文化对南通的影响较大，南通方言中，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南通京剧属于南派京剧，老百姓普遍供奉“观世音菩萨”。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常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苏北人)，这一错位恰恰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南北文化兼而有之———南风北韵。

　　地方文化

　　通剧：通剧是南通地方戏曲剧种。原为僮子戏，它源于上僮子。所谓“僮子”即民间职业巫师，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僮子。僮子在乡间从事迷信活动上僮子的过程中，把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说唱神鬼词句及七字调、古儿书唱本加工后，化妆登台，串演戏文。它以南通方言加锣鼓伴奏的演唱、粗犷的唱腔和通俗易懂的唱词，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僮子的做“劝”（劝世文）演戏，尽管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但它却千真万确是典型的民间戏剧，并拥有数十万计的观众，长演长盛，历久不衰，象南通这样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南通僮子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建国后，僮子摒弃其祭神驱鬼的迷信内容，利用其说唱形式，演现代剧，推陈出新，逐步改造成为通剧在编导、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都有提高,。近年来，南通僮子不仅被列为专门课题重点研究，而且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重和兴趣。

　　南通侗子会：从前，南通郊乡每年秋熟登场之后，总要举行“侗子会”，又叫“圩塘会”，由圩塘中德高望重的老者主持，选定在月中望日，邀请侗子演戏，借助“天灯”，寻求欢愉。

　　“侗子会”开始，高竖黄龙旗，由主持者点香开坛，请来侗子围场做杂技表演：“攻火圈”、“钻火刀”、“划虎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圩塘中若有此技艺者，也可献艺凑趣。下午由主持者率领，举行一种叫“收灾”的活动来庆祝丰收。夜晚以皓月当灯，还挂荷花宫灯助明，由侗子演戏。戏目大多取材民间口头说唱，或七字唱本，以制恶扬善的劝世剧居多。

　　据说，清嘉庆年间，通州一侗子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副响亮的嗓子，抓住患者心理说唱“包公赈粮”，“治愈”了县官老母的忧郁症。老母拉着儿子一起听唱本，儿子如梦初醒，减免了百姓赋税。从此，侗子身价随之而高。侗子会也随之出现，圩塘与苇塘之间还进行会演。建国后，“侗子会”风俗不复存在，侗子也转为通剧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