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藏青会”四大头目:为阻火炬大放厥词(图)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自拉萨“3·14”事件以来，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让世人愤慨的是，达赖集团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竟然打出了“暴力”和“恐怖”两面大旗，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藏独”组织——“西藏青年大会”（以下简称“藏青会”）。

　　鲜为人知的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8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藏青会”成员。这个把持着“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不仅制造了1987年、1988年、1989年的三次拉萨骚乱，更策划实施了拉萨“3·14”事件以及对中国18个驻外使领馆的暴力冲击……

　　为揭开“藏青会”的真实面目，本刊记者日前奔赴四川成都，采访了四川藏学研究所的藏学专家谢刚政研究员。

　　——次旺仁增

　　“3·14”事件发生后，“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公然鼓吹用自杀式袭击谋求“藏独”，准备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以达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目的。

　　1970年10月7日，在达赖的亲自指挥下，“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达赖高声喊道，大家要“拿出决心和勇气”，追求“西藏独立”的目标。他还为“藏青会”确定了明确的宗旨：“体现藏族青年的民族精神，实现西藏独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藏青会”逐步控制了“西藏流亡政府”。如今，这个号称“拥有81个分会，成员3万多名(据中立人士估计，其会员至少有1.3万人以上)”的组织，占据了“西藏流亡政府”80%以上的官位后，在“藏独”道路上更是急突猛进。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藏青会”的主席竟是一个外国人——拥有美国国籍的次旺仁增，于2007年8月当选为“藏青会”第13届主席。更让人吃惊的是，此人居然声称要对中国大陆实施自杀式袭击！

　　拿“藏独”当生意做

　　1971年，随达赖逃到印度的一对藏族夫妇，在印度南部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妇俩给这个儿子取名次旺仁增。此时的达赖，正在达兰萨拉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惨遭其抛弃的次旺仁增的父亲，却仍旧像奴隶一样卖苦力——做筑路工，开出租车……然而，一家人仍时常忍饥挨饿。

　　1993年，根据美国政府颁布的“西藏人重新安置计划”，22岁的次旺仁增移民美国。他先是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咖啡店，但生意差得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他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搬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开了一家装修公司，生意小有所成，不久就在市郊买了一幢房子，还入了美国国籍。

　　这个“美国人”是如何对“西藏独立”产生兴趣的？2007年当上“藏青会”主席后，次旺仁增曾解释说，这源于“爱国主义”——“老一辈西藏人将西藏视为藏人宗教与文化的圣地，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使命感更强烈，坚持认为西藏应该独立，这样才能让西藏成为一个能保护藏族宗教与文化的‘安全港湾’”。然而，他的一个生意伙伴却说：“次旺仁增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他加入‘藏独’组织，就是想多认识一些在美国的藏人，然后把生意做大。”

　　这个生意伙伴的解释显然更加合理。事实证明，次旺仁增后来发现，搞政治比搞装修“更有赚头”，便把生意交给别人打理，他自己则一门心思做起了政治“生意”。由于能说会道且“敢打敢拼”，他在“藏青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升任北美地区分会的负责人，直至2007年8月当选“藏青会”第13届主席。

　　派人到伊拉克搞实战

　　早在任“藏青会”北美分会负责人时，次旺仁增就多次扬言要“组织武装抵抗”。但许多年来，外界一直不知他将采用何种手段，直到一名美籍藏裔士兵死在伊拉克前线，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005年4月1日，一个名叫贞其·丹增曲古的藏裔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被反美武装打死。丹增曲古出生于印度达兰萨拉，1992年随母亲移民到美国犹他州。在他上中学的时候，次旺仁增曾带着“藏青会”北美分会的成员，走进他所在的学校，征集支持“藏独”运动的签名。其间，丹增曲古表现活跃，得到了次旺仁增的最高“嘉奖”。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次旺仁增的忠实追随者。

　　中学毕业后，丹增曲古专门找到次旺仁增深谈了一次，希望“前辈”指点迷津。当时，次旺仁增告诉眼前这个不谙世事的小伙子，应该先到美国军队中锻炼锻炼。丹增曲古死后，他的母亲称，她的儿子“总想为祖国西藏做些事情，加入美军就是想接受训练、积累经验，以便日后为西藏独立而战”。

　　据透露，次旺仁增还多次要求其他“藏青会”年轻成员“留学美军”，掌握“未来的武装斗争技巧”。在“藏青会”的网站上，他对丹增曲古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企图将这个无知的“炮灰”树为年轻海外藏人的“榜样”。

　　叫嚣“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今年1月，次旺仁增开始策划“西藏人民大起义”，还散发了一份《倡议书》。他在《倡议书》中宣称，“西藏人民大起义”是“一项西藏境内外藏人参加的全球运动”，目的是“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3月10日，他从“藏青会”中精心挑选出101名核心成员，从达兰萨拉出发，正式挑起了“大起义”。

　　“3·14”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次旺仁增召集“藏青会”高层，在达兰萨拉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他们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初步方案，并准备从中尼边境秘密潜入西藏。他疯狂地叫嚣：“为了彻底胜利，我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5天后，次旺仁增再放厥词：“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唤醒国内藏区反抗意识、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高度关注的预期效果，此次活动只是今年反抗活动的序曲。”

　　3月25日，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希腊点燃的第二天，大约有50名接到次旺仁增指令的“藏青会”成员，在印度达兰萨拉点燃了“藏独”火炬，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就连达赖集团内部的人也都在问：这支“藏独”火炬到底能燃烧多久呢？

　　——甲日·洛迪

　　同是“藏青会”头目的甲日·洛迪，现在是达赖的特使。他游走在达赖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多次代表达赖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接触。5月4日，他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在深圳再次进行了接触。

　　低调得近乎神秘的甲日·洛迪，是达赖最倚重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作为达赖驻美国的特使，代表达赖与欧美国家的一些政要和反华势力搭建关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达赖的代表，自2002年开始，先后7次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接触，为达赖投石问路。

　　与达赖弟弟共组“藏青会”

　　甲日·洛迪1948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当地大头人甲日·尼玛坚赞的二儿子，曾被认定为当地土木寺堪布阿丹的转世活佛，从小就在寺院内接受教育。9岁那年，甲日·洛迪随父亲到了西藏，两年后又随父逃到印度。1966年，年仅18岁的甲日·洛迪，作为达赖集团四大家族之一——甲日家族的后人，进入“西藏流亡政府”秘书处工作，由此结识了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

　　由于甲日·洛迪和丹增曲杰都是“西藏流亡政府”中的贵族成员，同受西式教育，有不少“共同语言”，因此，两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70年，在达赖的授意下，二人牵头组建“藏青会”，妄图“以年轻人的方式谋求‘藏独’”。甲日·洛迪先后出任“藏青会”的秘书长、副主席，并于1975年出任主席。

　　出于“要向全世界介绍西藏斗争”的考虑，甲日·洛迪创办了“自由西藏通讯社”和《西藏之声》英文报刊，成为西藏流亡团体中首批向外界宣传其主张的英文舆论工具。

　　甲日·洛迪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达赖集团的赏识，很快就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核心圈，先后在“宗教部”、“卫生部”和“外交部”任职，并成为达赖的私人秘书和英文翻译。

　　1987年，达赖为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决定建立驻外办事机构。经过精心策划，达赖集团在海外设立了10多个办事处和两个特别代表处。达赖十分看重这些办事处和代表处，因而在最重要的“华盛顿特使办公室”特使人选上，他几乎未加考虑，就选定了甲日·洛迪。

　　甲日·洛迪没有让达赖失望。1987年到美国后，他立即展开密集的活动，安排达赖多次访问美国。次年，他又在华盛顿策划、创立了“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并亲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后来成了为达赖集团摇旗呐喊的重要外围“藏独”组织。

　　与“疆独”组织沆瀣一气

　　甲日·洛迪的“突出能力”，还表现在他推动达赖集团与国际“疆独”组织 勾结一事上。

　　1991年，达赖集团伙同“疆独”势力——“东突”艾沙集团等，成立所谓的“世界民族地位组织”，提出了“帮助那些没有加入联合国和其他世界性组织以及在国际上无地位的民族恢复独立与自由”的口号。甲日·洛迪代表达赖集团具体筹划此事，还出任该组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1992年1月，“世界民族地位组织”纠集一帮国际上的“藏独”、“疆独”分子，在爱沙尼亚开会。其间，甲日·洛迪为“疆独”分子打气说：“我们将全力帮助你们，你们把各分会联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我们可以联合行动。”

　　1994年10月16日，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华议员、逃亡海外的“藏独”和“疆独”分子，在美国纽约召开所谓的“亚洲民主共同体”年会。甲日·洛迪率一批“藏独”骨干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煽动说：“西藏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不能与中国当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我们不排除采取暴力行动的可能。”他还狂言：“如果东突厥斯坦、内蒙古和西藏任何一国的问题解决不好，都将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棘手问题。”

　　两面派迷惑人心

　　甲日·洛迪也是个崇尚暴力的“藏独”分子。他曾公开叫嚣说：“采取有限的武力行动，可以唤起许多人对西藏问题的注意，也是迫使中国人坐下来谈判的一种手段。”近年来，他频繁联系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的黑手党和恐怖组织，企图孤注一掷地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

　　即便如此，甲日·洛迪还是迷惑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是“藏青会”中的“温和派”，理由是：若非温和派，甲日·洛迪不可能与中央政府的代表进行那么多次的接触。其实，达赖集团之所以选甲日·洛迪为与中央政府接触的代表，主要有三层考虑：第一，他作为“流亡政府”和“藏青会”激进派的代表，不易做出妥协。第二，由于他常年从事“外交活动”，即便他做出妥协，也较容易被其他“藏独”派别接受。第三，他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或不会引起中央政府强烈反感。甲日·洛迪曾说：“对于西藏问题，我首先希望600万西藏人能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二是西藏人能按自己的信仰生活；三是西藏能成为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桥梁。西藏想独立于中国而存在是不现实的，西藏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应该是彻底独立的。”

　　不过在更多时候，甲日·洛迪展现给世人的则是他的分裂嘴脸。2006年11月14日，他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演讲时，一张嘴就拿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说事儿——“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因素，包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中国的‘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是喊喊口号，还是真抓实干，西藏问题无疑是一块试金石。”

　　——丹增曲杰

　　丹增曲杰是达赖的弟弟，也是达赖集团中最具实权的核心成员之一。有过杀人经历的他公然宣称，“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

　　在达赖集团和“藏青会”的众多高级头目中，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是最有暴力倾向的人之一。他的暴力行径，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他曾率众剿灭政敌，并亲自开枪杀人！

　　活佛还俗去当兵

　　丹增曲杰是个喜欢炫耀的人。在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上，有一段他在美国某基金会发表演讲的录像。在录像中，他以洋洋自得的语气说：“我叫丹增曲杰，1945年，也就是我哥哥达赖喇嘛率全家从青海搬到拉萨的第五年，出生在拉萨。我3岁时被认定为仁波切(即活佛)，6岁那年被带往寺庙供养，但直到7岁才正式接受全面的藏传佛教传统教育。事实上，从进入寺院接受教育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与其他同龄孩子的完全不同了，因为寺院教育的要求非常严格。我的孩提时代基本上是在背书中度过的，后来又开始学习辩论术。1956年至1959年，我又被送进西藏的佛学院读书，并被认定为阿里活佛。”

　　14岁那年，也就是1959年，丹增曲杰跟着达赖叛逃到印度。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丹增曲杰并没有继续接受宗教教育，而是进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天主教圣约瑟学校学习。该校当时的校长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忘掉了以前所受的教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达赖受到外逃藏民顶礼膜拜的时候，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决然要求还俗。“阿里活佛我不当了!”丹增曲杰曾回忆说：“25岁那年，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要求还俗，想过一种与哥哥截然不同的生活。”有知情者透露，当时，丹增曲杰的这一决定，动摇了不少逃到印度的西藏人的信仰，也对达赖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还俗后的丹增曲杰，先是牵头组建了“藏青会”，后又于1974年出任该组织的第二届主席。然而，仅一年后，他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他想过一种更“刺激”、更“狂热”的生活。应该让弟弟干什么呢？一位与达赖私交甚好的印度前官员回忆说：“当时，达赖对此颇为犯难，但很快，他便认为把弟弟送到部队去锻炼应该不错”，“于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便成了丹增曲杰生命中的下一站”。

　　为达赖枪杀异己

　　丹增曲杰要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1962年11月，在中印边境冲突接近尾声之际，印度研究与分析局（印度的对外情报机构）、达赖集团及美国中情局三方，协商创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三方规定:由达赖集团负责解决兵源，印度负责组编队伍、供应物资和指挥训练，美国负责提供装备和部分经费。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一旦中印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就渗透到西藏，进行隐蔽作战。

　　在这支部队中，除少数上层军官外，其余成员几乎都是外逃藏人。他们除了要接受射击、投弹和跳伞等作战技能训练，还要学会使用迫击炮、冲锋枪等各式武器。1975年，丹增曲杰加入了这支部队。这里的生活让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他先是接受伞兵特训，后又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特种兵训练课目，并从排长干起，直至升任营长。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对这段“激情岁月”，丹增曲杰日后不愿多提，达赖也是屡屡回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跟一桩谋杀案有关。上世纪60年代，从康巴、安多等地区逃到印度的土司、头人以及一些教派中的上层僧侣，联合组成了“藏人幸福事业会”（即“十三集团”），试图与达赖集团相抗衡。在此后10余年间，“十三集团”多次抵制达赖的决定，还拒绝向“西藏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也不参加“西藏独立”示威游行。1977年，早就想铲除异己的达赖兄弟，决定向“十三集团”下手——仍在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任职的丹增曲杰，带着一帮暴徒，冲进“十三集团”头目贡唐楚臣的家中，并亲自开枪打死了这个政敌……这起谋杀事件，使达赖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惊悸不已，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达赖“抗旨不遵”了。

　　宣扬暴力，嗜武如命

　　1980年，丹增曲杰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退役，开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的副秘书长。第二年，他又回到达赖身边，进入达赖喇嘛办公室(也称“译仓”，是达赖集团中最具实权的机构)，历任特别助理、副秘书长和秘书长。

　　在“西藏流亡政府”中，“译仓”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构。“西藏流亡政府”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给达赖；其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如此重要的部门完全被丹增曲杰所控制，可以想象其权力之大。

　　嗜武之人一旦手握重权，就有可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丹增曲杰也是如此。他曾多次公开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等等。

　　不能否认，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曾谈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西藏问题”。但他还说过：“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其狰狞面目显露无遗。

　　——桑东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西方人称之为“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与其他“藏青会”的创建者一样，同样崇尚暴力。他一直隐身于达赖背后，却手握实权，被视为达赖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今年年初，桑东仁波切在接受《今日美国报》记者的采访时，曾颇为“自豪”地说：“1939年，我出生于藏东（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岁时被确认为第四世桑东仁波切的转世，12岁开始学习佛学，1959年随同达赖喇嘛到了印度。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达赖喇嘛任命我给随众僧侣当老师。那时我才20岁！”

　　桑东仁波切确实是个好学之人。他对藏族文化、宗教和历史都颇有研究，还攻读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

　　现今在达赖集团中手握重权的桑东仁波切，很早就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1966年，他给达赖当了半年的私人办公室秘书长，为日后的升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年后，年满30岁的桑东仁波切，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这一年，在达赖的授意下，他开始参与组建“藏青会”。1970年10月，“藏青会”成立时，因在筹备工作中“表现突出”，桑东仁波切被达赖推荐出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从此一路“飞黄腾达”，直至2001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

　　桑东仁波切不像丹增曲杰那样喜欢蛮干，因此，他在达赖集团内部搭起了丰厚的人脉关系。而且，他很注意与外界保持联系，除了重视与印度的关系，也经常到西方国家走动，企图让自己成为能被印度和西方国家都接受的人物。经过长期谋划，如今，他已被达赖集团内部和外界视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

　　桑东仁波切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曾很坦率地说，考虑到达赖年事已高，未来他将掌握达赖集团“真正的政治权力”。那么，他“掌权”后会干些什么呢？一次，他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声称：“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我们接受西藏1951年前也一直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但这不是真相。其次是自治权力，西藏人有600万之众，但现在分布在11个地区内，我们要求所有西藏人的生活区应该统一成一个‘大西藏区’(注：达赖集团提出的‘大西藏区’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省全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总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1/4)，并将其他民族迁出‘大西藏区’。但中国中央政府不同意我们的要求。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做出妥协。”

　　有充分证据表明，桑东仁波切已经在为将来“执政”做准备。“3·14”事件发生后，他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扩大“革命成果”。他的“藏独”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