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博士：让集体主义成为中国的立国精神

　　让集体主义成为立国精神

　　国际社会对汶川地震的善意和支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但西方媒体一些经意不经意的误读，尤其是对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的误读，也有思考和陈论的必要。因为它不但揭示了中西文化传统和中西方认知角度的差异，而且能够使我们在这种差异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

　　在大灾面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是有血出血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讲，乃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道理。它深深根植于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的精神传统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学。进而言之，儒家认为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生来就天然地生活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因此也就天然地负有促进各种人伦福祉的责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则比较强调权利，认为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等乃是人的不言自明的基本权利，人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才不得不通过契约组成政府，而在这些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时就没有义务和责任去促进他人的福祉，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感到诧异，比如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等。因为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的生命是不能也不应被剥夺的———哪怕是“自主地献身”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人的生命并不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但儒家却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曰：“见义不为，非勇也。”

　　过于强调个体的责任而忽视个体权利会使政治更容易专断独行，中国历史隐约透露出的就是这一信息。但是，过度强调权利优先于责任则有可能使自由主义流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20世纪美国出现的“自我的一代”的倾向就很明显，以至于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大声呼吁：“请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应该问一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自由诚然可贵但不可过度，否则就会成为堕落，而责任更是一种美德，诚如美国保守主义教父列奥•施特劳斯说：“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制，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

　　值得庆贺的是，抗震救灾过程中迸发而出的集体主义精神，表明了中国人的德性之美和可爱之处。然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弃学生于不顾而一马当先窜出教室的“范跑跑”就是个典型。就人类的本能而言，“范跑跑”之举情有可原，但就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国“师者，人之模范也”的传统而言，此举不足取。问题的关键在于，“范跑跑”口口声声“以极端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挑战国民对自己不认可的价值的容忍度”，并为此得意洋洋,表明了他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误读。教育部发言人就此事的回应可谓妙不可当：“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

　　一度有人担心，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的“80后”和“90后”能否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并认为他们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缺乏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西方观察家也曾评论说：中国这些“自我的一代”只注重自我享乐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新生代的“去政治化”甚至“政治冷漠”有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延续构成严重挑战。

　　但是，西藏“3•14事件”发生后活跃于网络和走上街头谴责与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主体正是“80后”和“90后”，活跃在四川灾区的志愿者大军的主体也是他们。看来，我们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而西方的判断则有些大失水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并不缺乏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但同时也没有完全抛弃自身的传统。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两者的差异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感痛苦，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用意就在于把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强调个体与社会、责任与权利的有机统一。

　　很显然，西方观察家对“80后”和“90后”甚至是全体中国人在“3•14事件”和抗震救灾过程中的表现有些失落。因为，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集权主义的，而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无疑会增强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就永远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异数，而这对西方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西方观察家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自由理应允许他者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并自我界定发展模式。就中国发展模式而言，正如香港知名学者甘阳所说，实现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传统（政治）、市场经济传统（经济）三者的有机融合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除了失落之外，西方观察家还有一个忧虑。毋庸多说，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而言，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凝聚力和行动力的倍加性增长，因而必然会为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绵延不绝的动力支持。相比较而言，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灾难过程中，人们四散逃命、各自为战的现象也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西方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感叹之余愈发担心一个集体主义的中国会冲击现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

　　如果说西方媒体在文化上对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是一种不经意的误读，那么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层面的解读则是一种傲慢和偏见。傲慢和偏见是文明社会的公敌，法国哲人孟德斯鸠说：“一个真正文明社会的功能应该使其成员免除此种偏见，并教育他们，使其对他人感兴趣，而且想了解他人的价值观念。”西方媒体的误读、傲慢和偏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传统。《左传》上说：“国于天地，有与立焉。”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想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就需要有一个立国精神。笔者以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可以视作中国的立国精神。▲（作者是北京学者、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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