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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圣火解读河南文武双全:甲骨文VS少林功夫

  文-遗址篇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从夏代到北宋,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四个,即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商都郑州。文物古迹众多,地下文物和馆藏文物均居全国首位,有记载着人类祖先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有“人祖”伏羲太昊陵、黄帝故里和轩辕丘;有最古老的天文台周公测景台;有历史上最早的关隘函谷关、最早的禅宗寺院白马寺;有“中国第一名刹”嵩山少林寺和闻名中外的相国寺,等等。全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9处。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分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考古工作以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东西并列的城址和西城内的夯土基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城址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14C数据和研究成果反映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认识到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和性质

  王城岗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新测的王城岗二期的14C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WT157奠6为2132—2082BC,WT179奠8为2128—2084BC,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2107BC,后者为2106BC,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2世纪。这2个14C数据年代值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期WT31H92的14C数据为2090—2030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60BC,即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四期WT124H536的14C数据为2038—1998BC,取其中间数值为2018BC,亦为公元前21世纪;王城岗五期WT107H233的14C数据为2030—1965BC,取其中间数值为1997BC,即公元前20世纪。王城岗三期至五期的几个14C数据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年代,我们初步将其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确切的年代应属王城岗遗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对所有新的发掘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后再行确定。

  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大城与小城有着某种联系,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王城岗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颍河的布局,这种以人工护城壕与天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与新密古城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东城壕向南通一无名河,有异曲同工之处。若将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城墙夯土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夯土城墙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征也基本相同。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之间的重要关系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讨论。

  就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王城岗小城的西城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的规模可能与西城相似。如此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址,难怪有学者对发掘者的“禹都阳城”说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都说明王城岗遗址应为嵩山东南麓、颍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王城岗遗址对夏文化研究的价值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50多年了,若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1975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至今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40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王城岗城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1983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1991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2000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鸿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 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4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14C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

    龙门石窟:名列《世界遗产名录》

   

  

石窟
石窟

    龙门石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位于洛阳市南郊13公里处。这里青山绿水,万象生辉,早在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A.D.493年),嗣后历经西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在这里行船那嘎了南北长达一公里、具有两千余座窟龛和十万余尊造像的石窟遗存。

  这历时500多年的营造过程中,包含北魏和盛唐两个造像的高潮阶段。至今,保存在伊阙两山的这数以千计的像龛,绝大多数都是这两个时代的文化遗产。

  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的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佞佛的历史情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石刻作品,代表着石窟寺艺术流入洛阳以后最早出现的一种犍陀罗佛教美术风格。因此,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余域外文明交汇融和的珍贵记录。

  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卢舍那像龛一组尺度宏伟的艺术群雕琢最为著名。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畅开式像龛,以雍容大度、气势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的淋漓尽致、流韵绵长。

  由于石窟雕刻恢弘壮观、博大精深的艺术气象感染着祈求人生幸福的芸芸众生,以佛教造像为主体的龙门地区便吸引着众多善男信女慕其名望的留连。今日龙门东山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香山寺即是武周时代封建王朝为安置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遗身而建立的佛教院寺。在以后地一百年中,香山寺法音绵力、香火炽盛,以致中唐时代享誉中外的地文化名人白居易竟以居士情节与满和尚等人结为“香山九老”唱酬余该寺的堂上林下、晨烟夕蔼。会昌六年白居易卒于洛阳履道里故居,遗名葬于香山寺和满大师塔侧。今日香山寺北侧的白居易墓园,便是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场所。

  龙门石窟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产,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祈求意愿的物质折射。是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和成效卓绝的创造力,透过这一遗响千载的人文景观可以得到透彻的解说。(洛阳市旅游局网站)

  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二里头文化遗址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安阳县小南海洞穴文化遗址

  小南海古人类洞穴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南25公里的北楼顶山之腰,座西朝东距小南海近一华里,乃一溶岩洞穴。这是中州地区唯一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63年被颂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3月,安阳人民修小南海水库,开山取石时发现此天然石洞,洞口朝东,背依大山,前为开阔地,东南距洹河近一里。洞向西南延伸,深约50米,宽约2--3米,高约2.5--3米。1960年4--5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旧石器考古专家安志敏主持了第一次试掘。1978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试掘。两次试掘都在洞口附近,内部大规模发掘任务待以后进行。据洞口两次试掘得知,文化层厚6米左右,可分5层。出土有石器7078件,多种动物化石及用火灰烬。石器一般器形较小,绝大部分为人工打制的石片。石料以燧石为主,石英次之,也有少数火石、石髓及石灰岩等,种类计有石核、石片、敲砸器、尖状器和多种刮削器,也有少数装饰品。动物化石有野驴、披毛犀、水牛、野猪、斑鹿、羚羊、 狗、猩猩、鸵鸟蛋、刺猬狼等动物种属。

  据放射性碳十四科学测定,洞穴的文化遗存,上层堆积距今约13000年,下层距今约2--2 .5万年。其时代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相当;从石器看,两者还有遥承渊源。小南海原始洞穴遗址是河南境内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建国后在华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被郭沫若定名为“小南海文化”。它填补了考古研究上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缺环。为人类的发展历史以及其它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实物资料。

  有渑池县仰韶村文化遗址

  仰韶村文化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村文化遗址,座落在仰韶村南边的缓坡台地上,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东北到西南长900余米,西北到东南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土层堆积厚度2—4米。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用于农耕的石器有斧、铲、凿、锛等工具;用于狩猎的有石镞、弹丸、石饼等;用于纺织的有线坠、纺轮、骨针、骨锥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器上精美的装饰图案,其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独具的特征。

  仰韶文化以农耕为主,属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社会阶段。它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非常强大的一种远古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布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论调的彻底破产,因而仰韶村文化遗址被中外考古界誉为“文化圣地”。

  1961年3月4日,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郑县裴李岗文化遗址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2万平方米。目前发掘出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

  遗址东半部为村落遗址,文化层厚1至2米,内含遗物极少。西半部为氏族墓地。墓坑呈长方形,边缘不整齐。随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型石铲等。陶器均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钵、筒形罐等。出土的木炭标本经测定,距今约8000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

  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贾湖文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 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经专家鉴定,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作为9000年前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贾湖文化是人类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目前共进行过7次研究性发掘,发掘面积仅2700平方米。先后出土了距今9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莫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其中出土的石磨盘、骨笛、陶器、契刻符号以及碳化的稻粒、陶器中的残留物等,对我国及至人类文学史、音乐史、酿造史和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状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发现除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外,还有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推翻了“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发现有房子、陶窑、墓葬与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的钵、双耳壶与锥足鼎等陶器具有裴李岗文化同类陶器特征。有契刻符号的龟甲与石器 ,其契刻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还发现一批保存完好的骨笛,多数有7个音孔,音孔旁钻有调音的小孔,有的还刻划等分符号,是中国竖吹的管乐器的祖型。据测试,它们已具有音阶结构,可吹奏旋律,且发音准,音质好。这些发现,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描述】

  贾湖遗址的地层比较单纯,主要为裴李岗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BC7000—BC5800年。遗址位于贾湖村东,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55000平方米。遗址的西部边缘为村内民房所占压,中部偏西处,1978年所修的护村堤横贯南北,堤西是农用地,堤东为一望无际的农田,遗址的北部中间有通往北舞渡的道路。南部边缘有一条东西向的生产路。(图1)

  【重要发现】

  贾湖遗址经过1984—1987年5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基45座,灰坑300个,墓葬300多座,陶窑10座。其中发现了以次扩建的多间房及壕沟。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质地有陶、石、骨、牙等,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镟、骨针、骨锥、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另外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碳化稻粒。在出土遗物中,以 1987年发现的一批七孔骨笛和一批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最为珍贵,把我国的文字史,音乐史推进到八、九千年。

  2001年,发掘面积 3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8座,灰坑66座,陶窑3座,墓葬96座,发现陶、石、骨各种质料遗物数百件,发现大量炭化稻料、豆粒等植物种子,各类鱼、鳖、龟、鹿、猪、狗等动物骨骼。2004年12月,根据中科大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研究的成果证明,9000年前贾湖人已开始酿酒,其成份主要是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等。

  后冈古文化遗址

  1931年在河南安阳市一个名叫后冈的地方,发现一个古文化遗址,成“三叠层”形式。它的上层是白陶文化小屯文化,中层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下层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彩陶文化即炎帝族文化,黑陶文化即夏文化,白陶文化即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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