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出 鬼神哭
中国文明因为连绵不断持续了数千年,所以地下遗存非常丰富。
在中国中部河南省安阳市,有一片面积约24平方公里的都城废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殷墟。据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这里,此后近三百年,这里一直是商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击败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王,商朝灭亡,这里沦为废墟。由于商朝又被称为殷朝,所以这里就被称为“殷墟”。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自从1928年首次发掘以来,这里出土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在内的大量文物,其中甲骨文的发现则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大事之一。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无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龟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开裂,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灵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目前,在殷墟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千多字,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是1913年出版的刘鄂的《铁云藏龟》。
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是另一部重要专著。目前中国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权威有北京大学的裘锡圭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教授等。
除了在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近年考古中还发现了时间更早的西周时代的甲骨,只是这些甲骨上记载的文学非常少,因此没有商代甲骨重要。而殷墟发掘的重大意义也并不止于甲骨文的发现。7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2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1000座、手工业作坊5处、车马坑30多座,以及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所有这些,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形象。
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殷墟:
1.谓殷纣身死,国都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为M1500、M1217,最东为M1001、M1550,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西北部为M1003、南部为M1002、居中位置为M1567;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残酷人祭制度的历史见证。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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