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原，历史一瞬间。
从五千年浸润“农耕经济”的黄土地上，一分分长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参天大树”与“茂密丛林”，其间多少困惑与迷茫、碰撞与震荡、期待与无奈，都化作恍若隔世的巨变。
谁能想到，如今的建业地产能拿着美国波士顿的钱，到驻马店去盖房子；谁又想到，改革开放前还在要饭的杨志萍，现已是中原最大民营物流企业“长通”的掌门人；谁还能想到，当年投产就亏损到无人愿要的永煤集团，2007年仅利润一项，就占据了河南省属工业企业的半壁河山……
2007年，河南实现生产总值15058亿元，继续位居全国第五。
回望30年不难发现，河南越来越坚定地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一届届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不断挣脱束缚，探索前进，从而实现了河南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非公有制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质量显著提高、贡献明显增大”的辉煌现在，成功走出了一条国有民营“双轮驱动”，公有非公“两翼齐飞”，具有河南特色的强省之路。
从思潮到商潮：观念突破引发冲击波
从1978年开始，一轮轮市场经济的新思潮，催生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新商潮，由此开启了河南经济振兴的艰难探索之旅。
河南曾经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又长期受小农意识的束缚，无论是公有制经济改革起步，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萌芽，都可谓举步维艰。但改革的实践昭示：谁的思想先解放，谁的观念越靠前，谁就能最先从市场获益。
河南公有制经济的代表、当时的安阳钢铁厂，“建个厕所也得报省里批。”安钢一位老干部说，由于不适应市场，1979年亏损1.9亿元。
是继续亏下去等死？还是另找活路？
1980年，安钢率先向省里提出，实行承包制，保证交够国家的，余下的用于企业自我发展。这项来自河南最大企业的创举，当时全国也不多见。一包就灵，当年就扭亏为盈，由此拉开了企业28年持续盈利的历史。由于获得了自我发展能力，到1989年，安钢在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中，钢铁产量率先突破100万吨大关。
由安钢承包经营引发的冲击波，很快在全省公有制企业中震荡开来，由此激发的活力，让众多国企受益多年，一直绵延至上世纪90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里，观念的开放与不开放，直接决定了河南经济的盛与衰、进与退。公有制经济初涉市场尝到的“甜头”，在非公经济那里，效果更加明显。
1978年后，大量知青返城，城市就业困难，大批无业人员在体制外徘徊，不得不自寻生计。这些人中的观念先行者，成了河南非公经济的拓荒者。与此同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走出黄土地的农民，也纷纷拥向城市，陆续加入到民间求富的行列。
杨志萍，随母亲改嫁重新回到城市。1986年，杨志萍不顾母亲举着棍棒追打，毅然放弃每月20多元工资的“铁饭碗”，跑到郑州圃田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铺，头一个月就赚了400多元钱。这第一桶金，从此将市场理念深深地烙进了她心里。在经销小家电批发业务时，学过电器的她，每次进货都带把螺丝刀，把电器当场打开，估算电机成本，同卖家讨价还价；在帮助其他商户购货、运货时，她又敏锐地捕捉到“运输”商机，果断地投入到那时叫货运、今天叫“物流”的市场中。如今，仅长通物流吸纳的资金流，每年就高达百亿元。
1989年后，商战燃起，一场生动的市场课更让无数企业受益。年近七旬的省商业行业协会会长张慧玉回忆说：现在看来，郑州商战对于河南乃至全国很多行业的影响，都不可估量。时至今日，河南在全国可圈可点的连锁经营、多业态经营，由郑州越秀酒家代表的现代餐饮服务理念和水准等，都与“亚细亚冲击波”唤醒的“新思维、新商路”一脉相承。
尽管旧体制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非公经济在适应市场的角逐中，仍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河南的各级工商部门这时也顺势而动，不断兴建各类集贸市场，容纳数量激增的个体商户，这也为日后河南形成在全国有影响的物流、建材、服装、玉雕等大市场的勃兴，为河南个体私营经济“形成气候”奠定了基础。1982年，全省私营企业有27万户，至上世纪90年代末，已过百万。
“观念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对制度创新的呼唤，也就成为必然。
从市场到机制：制度创新洞开新天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之后，摆脱了“姓社”“姓资”困扰的中国社会，再掀经济发展大潮。从那时一直到新世纪初，河南的公有制经济逐步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强了活力。非公经济历经市场洗礼，个体户、小商贩空前活跃，乡镇企业、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遍地开花，并以其旺盛的市场活力，裹挟着国有企业，投入到更深层次的改革浪潮中。
然而，事关非公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国企改革到底向哪里去，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习惯于站在“意识形态”高度，看待和评判企业的改与不改，让锐意革新的人心有余悸，各种思想交锋随时可见。
改革还是在破冰中推进。当年一批力推国企改革的老同志，至今仍津津乐道“118工程”。1991年，面对河南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状况，省委、省政府果断决定，对全省118个大中型企业，逐个确定、落实承包方案。
这项被称之为“放水养鱼”的改革措施，在加大企业留利和发展空间的同时，却也相应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同声音和阻力始终伴随着这一措施的推进和落实。改革的结果是，短短两三年后，财政非但没有减少，还因为税收的增加而增收了。“118工程”为河南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储备了一批力量，今天的双汇、新飞、一拖等大型企业集团，之所以长成“大树”，就得益于那时打下的根基。而后，全面推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更让国企改革波澜壮阔。
企业改革到了一定深度，如果还是单靠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已无法跟上市场前进的脚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整体步履维艰。
1998年，国务院确定国企三年脱困的第一年，省委、省政府开始强力推动国企脱困。之后，由于坚持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四管齐下”，河南经济一步步走向了市场深处，为腾飞打牢了基础。
时任平高集团董事长的张炳文，主动引“狼”入室，通过与民营企业的合资，组建了我省首个混合经济体——平高电气股份公司，引进了资金和机制。“以前一个新产品搞出来，给科技人员发奖，炊事员就摔勺子。合资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张炳文由衷感叹体制创新的力量。
这期间，我省非公经济也在悄然发生着质变，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省民营经济维权和发展促进会会长李学斌说：“民间创富力量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的与时俱进，而政策的进一步放开，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特别是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
然而，围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否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非公经济壮大下去，会不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让非公企业买断国企，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在那时，河南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又是：非公有制经济如果不能发展壮大，谁来为国企改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途径？
突破，在困境与交锋中酝酿。
党的十四大为河南非公经济的发展洞开了一片新天地。此后，河南出台了首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一号文件”，那一年个私企业就达到了创纪录的204万户。个私企业纷纷摘掉“红帽子”，加上绝大部分县办企业陆续改制，民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质量明显提高。我省的农产品加工业，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逐步成为非公经济发展中总量最大，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支柱产业，以三全、思念、华英、白象等企业群体快速发展为标志，河南的食品工业迅速跻身于全国“第一方阵”。
非公经济强大起来，为国企脱困也找到了新的出路。一位地方领导深有感触：如果不是河南非公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有能力、有实力消化走不下去的国有企业人员、技术、设备等，让河南的这些财富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并焕发生机，“那河南的国有资产才是真的流失了！”
当时，汝州的一家民营企业兼并了国有企业，曾经的部属国有企业，卖给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主人”，开始为民企老板“打工”，这种破天荒的事情，在河南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围绕此事多次给予批示，通过社会论争统一思想，鼓励并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改革，推动河南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进程。
实践也证实了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的判断：“国企与民企越走越近了，并不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从机制到体制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使河南的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走向了更为壮阔的时代融合。
从国内到国际：时代转型成就新跨越
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走出了改革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寻找对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预言，昭示着在开放中转型，成为时代发展的新特征。
以党的十六大召开和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为契机，河南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更深层面的攻坚时期：国有企业加快战略重组，资本运作；民营企业借力资本市场，脱颖而出，争相崛起。
2005年初，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36条”的问世，意味着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已是时代的选择。虽然非公经济这时已成为河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产值超50亿元的特大企业没有一家非公有制企业；一些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无形的壁垒依然森严；一些领导干部仍然“疑私、怕私、防私”，不敢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甚至从骨子里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省委书记徐光春主政河南后，坚定明确地提出，对民营企业要做到“政治上放心、政策上放开、发展上放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政策，引导民营企业集群、集约发展，让非公经济在开放、法治的市场空间中自主成长，从而扫清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思想、体制障碍，带动并掀起了新一轮全民创业的热潮。省委、省政府多次重奖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家，最高奖励达1000万元。在河南产生的166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企业家代表就占了40多位。全省各地还以国内外产业转移为契机，全力招商引资，优化投资环境，并引导民营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落户。到2007年底，全省亿元产值工业产业集群已达388个，占河南工业经济的三分之一。全球500强企业，已有沃尔玛、IBM、麦当劳、英国GKN工业集团、法国拉法基集团、汇丰银行等43家在河南落户。
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公有制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一批非公有制企业也在完成着一次次跨越。
由中原腹地许昌县泉店镇起家的“瑞贝卡”，从替人加工的无名小厂起步，逐步完成了从单一生产型到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跨越，从家族企业到公众公司的转变。5年前，当时世界发制品“老大”，一位韩国老板，请郑有全一起探究行业未来，见面就说：“5年前，我面前坐的可不是你。”郑有全笑道：“5年后，我对面坐的可能也不是你。”今天，郑有全成了全球发制品企业的“龙头老大”，针对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他已谋划将制造基地迁往非洲，实现“瑞贝卡”跨出国界的产业转移。
1998年起开始资源整合的金龙铜管，近几年也完成了从国内第一、亚洲第一到全球第一的飞跃。
现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体、私人所有，而是变成了公众公司。鑫苑置业、三全股份、华兰生物、建业地产相继上市，有的甚至是外国人都能持股的公司。双汇改制后，变成了外资企业，许继改制后，成了平安信托的控股公司，宇通改制后变成了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我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到了59%。
与此同时，徐光春深思熟虑后，又明确提出了“做大、做强、做优、做久”国有企业的新思路，大大加速了河南国有企业调整和重组的进程，通过做大“关键少数”，谋定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催生了一批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型企业集团。据了解，省管15户工业企业中，今年前5个月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就有安钢、永煤、平煤三家。
永煤集团是此时河南国有企业适应时代转型、跨越发展的典型缩影。2003年，永煤与当时国内第一大钢铁企业宝钢组建了首个煤钢共同体，引进了先进管理机制，提升了品牌形象。2004年，永煤又与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巴西淡水河谷合作，让企业发展战略拓展至全球范围。
伴随着企业的快速成长，一批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省委、省政府还助推“豫商”概念，先后召开了两次豫商大会，呼唤省内外豫商，携起手来，共兴崛起大计。
公有、非公双轮驱动，国有、民营两翼齐飞，河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河南公有制经济比2005年增长了17.27%，企业数量明显减少，质量和效益大幅攀升，在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控制力显著增强。非公有制经济比2005年增长了68.57%，占据了无法忽略的“半壁江山”，成为支撑中原崛起的重要力量。
回眸改革，可以看出，像河南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依存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内陆省份，正是有了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双轮驱动交互发展，才激发了河南经济的“原发型内在动力”，推动并支撑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不断跃上新台阶。
放眼改革，还应该看到，尽管我们拥有了一批实力大增的企业群体，但还没有出现一个年产值超过3000亿元的产业，一个年销售超过500亿元的企业；尽管我们也有了以王子亮、万隆、陈雪枫、李长杰、胡葆森、陈泽民、郑有全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家，却尚未出现能驾驭国内外市场和资本的世界一流企业家……
今天的中原大地，正站在科学发展新的历史节点和起点上，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都在迫切呼唤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嬗变，中原崛起任重道远。
圣雄甘地说：“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这对谋求跨越、走向崛起的河南，当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报记者王俊本 高李丽方化祎 龚砚庆)
于丹擎祥云圣火
姚明传神圣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