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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风采之十:一位警嫂的心里话

  3月6日,在市局和市妇联联合召开的2008年度巾帼建功活动表彰大会上,刑侦总队一支队刘增旭的爱人王守艳代表“好警嫂”标兵发言,她用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感情,道出了警嫂们的心声,表达了对警察职业的理解和支持,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在场观众。

现将其发言稿全文转发,以此对全局广大警察家属表示敬意与慰问。

  大家好!我叫王守艳,是一名普通的刑警家属,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丈夫刘增旭是刑侦总队重案支队的一名队长。他从警二十三年来,和队友们一起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奖状挂满了他们办公室的墙面。望着丈夫获得的一个又一个荣誉,捧回一本又一本荣誉证书,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也为自己是一名好刑警的妻子而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结婚后,我也体会到,作为一名刑警妻子和普通人的妻子有着绝然不同。那是婚后的第三天,当他得知队里接了一起特大凶杀案后,撂下电话就走了。一走就是一个多礼拜。我每天晚上都企盼着他能回来,然而一次次的却总是失望。从那时起,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与寂寞、孤独相伴,也学会了坚强。

  2001年6月,我们的女儿点点出生了。大家都说女儿取了我们俩的优点,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我爱人高兴极了,不管回家多晚多累,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女儿的床边,专注地看着熟睡的女儿,那时,我真的感到幸福极了。俗话说:“三翻六坐八爬”,可是,我却逐渐发现女儿有些异样,到了正常婴儿会翻身的月份,女儿却不会,到了该会坐的时候,她也不会,甚至连抬头都费劲。我越来越担心,怕点点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我们带着点点到了医院做了全方位检查,答案是“先天性脑瘫”。瞬间,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对于脑瘫,目前还没有任何绝对有效的治疗措施,只能靠肢体康复训练。然而,这需要遥遥无期的专人照料啊!谁来辞掉工作回家照顾女儿呢?当时,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担任经理,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并且工资待遇十分优厚,是丈夫工资的几倍。可是,当我试探着和丈夫商量时,他却一声不吭。此时,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最后,还是我忍痛辞职回到家里照顾脑瘫的女儿。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省钱,我每天早起晚归抱着女儿挤着公共汽车,往返于家、医院和康复中心之间。

  训练是艰苦的,而康复的希望是渺茫的。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每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四点,孩子上百遍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翻滚、爬行……家远中午回不去,我们娘俩儿只能在康复中心走廊的椅子上靠一会儿。训练中,女儿痛苦的哭声时刻撕裂着我的心,望着这一切我无法抑制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默默流泪。为什么这一切都让我一个人承担呢?此时,我多么希望丈夫在身边能帮帮我啊!

  没想到,当我和女儿在困境中挣扎时,不幸又降临了。那是一个严冬的清晨,我做好早点叫孩子起床,女儿却没有任何反映,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叫她也没动静。一会儿,女儿的嘴角和四肢开始抽搐,脸上的五官也开始扭曲变形。我被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给丈夫打电话。他当时正在朝阳出现场,只听到他说“赶紧上医院哪!”,我抱起孩子就往外跑。刚到路口,碰上一位开出租车的邻居大姐。她把车上的乘客劝下来,拉上我和孩子直奔医院。冬天,寒风刺骨,我像个疯子,披头散发,只穿着睡衣、拖鞋,抱着孩子冲进抢救室,连医疗费都是邻居大姐垫的。直到下午,点点才脱离危险。傍晚,他终于来了,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和一脸的愧疚,我什么都没说。

  就在我最难的时候,总队工会的何大姐来了,她说:是领导让她来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的。看到我们住在简陋狭小的平房里,连孩子的康复床都没地方放,何大姐轻轻地抱起孩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总队破例为我们解决了一套楼房,还定期送来困难补助金,并在小区物业为我联系了一份工作,这让我既能照顾孩子又能融入社会。队里的战友们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孩子不能上学,赵大姐每天晚上都教孩子认字背诗,一教就是一年多,从不间断。来自刑侦总队各级组织和同事们的关怀使我仿佛变了一个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女儿的病情一天天有了好转。

  丈夫更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和队友们成功破获了一批又一批疑难案件,多次立功,还被提升为队长。每当看到受害人家属送上的一面面锦旗,我的心中也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此时,我真正感到自己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请大家相信,作为家属我们在默默付出,支撑着家庭的同时,也一定会理解你们,永远支持着你们!谢谢大家!(来源:北京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麻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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