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兴奋剂：奥运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令国际奥委会头痛的一件事是，几乎历届奥运会都无一例外地爆出兴奋剂丑闻，而且随着一些新的兴奋剂的出现，兴奋剂检测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兴奋剂问题简直成了奥运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是有限的，而能够入选奥运会更是难得，因此每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最大梦想就是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但是金牌只有一个，为此有的运动员便开始另辟蹊径，通过服用兴奋剂来取得体能上的“优势”，以达到夺取金牌的目的。

　　竞技者通过使用药物来增强体力和刺激精神的事古已有之，而近代体育运动中使用可提高成绩的药物更是大有人在。

　　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０４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西柯斯服用了大量的混合了鸡蛋清的的士宁，这也成为现在奥运史上第一位有案可查的服药选手。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的士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

　　参加体育比赛的选手使用兴奋剂虽然“远源流长”，并且在近代和现代更为流行，据调查，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滥用兴奋剂最严重的依次为自行车、田径、举重、游泳。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这一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基本上属于无人过问的“用者自用，知者无奈”的状态。１９６０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致死。这一年，国际奥委会痛下决心，宣布开始进行严格的兴奋剂检查。１９９９年洛桑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后，在国际奥委会（ＩＯＣ）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ＷＡＤＡ）的共同领导下，国际体坛展开了一场全球围剿兴奋剂的“世纪之战”，但是兴奋剂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据统计，截至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在夏季奥运会的主要赛项田径项目中，世界各国已记录下了１４０多起药物违禁案例，其中包括许多奥运会冠军或世界纪录保持者。在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上，有１１名运动员在赛内和赛外药检中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而另有近８０名选手因药检呈阳性结果而被驱逐出奥运村或被禁赛，围绕悉尼奥运会，前前后后卷入兴奋剂事件的国家超过３０多个，兴奋剂丑闻几乎成了悉尼奥运会自始至终的新闻“热点”。

　　面对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严厉反兴奋剂围剿，是什么原因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奥运选手“越是艰险越向前”呢？除了每个国家对获得奖牌运动员许下的高额奖励之外，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在私下也承认，仅凭目前的检测技术和手段，大约只有１／５的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能被检查出来，而那些“前赴后继”冒险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期望着自己能够成为漏网之鱼，而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阿瑟·戈尔德则更是坦言，只有那些粗心大意或没有头脑的运动员才会在兴奋剂检查时被抓住。

　　层出不穷

　　兴奋剂源于药物，但又不是某一种单一的药物。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药物对人体的特殊作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运动成绩。而当竞技运动员使用任何形式的药物，或以非正常量、或通过不正常途径摄入某种生理物质后，其用意也就十分的明显了，即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

　　早期的兴奋剂只有少数几种，但是近２０年来每年都有所增加且种类越来越多，这的确令国际奥委会感到十分头痛。到２００４年，国际奥委会公布的违禁药品种类已经上升到９种，并且还有３种违禁方法。９大类药品分别是刺激剂、麻醉镇痛剂、大麻（酚）类、合成类固醇、肽类激素、β受体阻滞剂、抗雌激素作用的制剂、利尿剂和糖皮质类固醇。三种违禁方法分别是指，提高输氧能力；药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篡改手段；基因兴奋剂。

　　刺激剂常用的有安非他明、可卡因、苯丙胺、咖啡因和麻黄素等４０余种。此类药物能够通过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增强人的精神和体力，但是其严重的副作用则是掩盖了疲劳，导致过度兴奋与焦虑，影响运动员的判断能力并导致心率和血压急速上升，此外还可诱发脑溢血和心脏疾病。１９６７年，英国著名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６０００英尺高的旺图山峰。当时，因极度衰竭而神志昏迷的辛普森，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人们在调查他的死因时，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苯丙胺。

　　而以吗啡为代表的麻醉镇痛剂，使用以后能使人产生快感及心理亢奋，给运动员造成超越体能的幻觉并降低了痛感，运动员因此感觉不到受伤的情况仍继续比赛，从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合成类固醇常见的有康力龙、大力补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兴奋剂。通过口服或注射，这类兴奋剂能够增强运动员的肌肉力量，但是它们会极大地干扰参赛者体内自然激素的平衡，产生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如在男性当中会引起肾功能改变、乳房增大和性格改变。

　　当研究人员花费数年时间刚刚找到了检测促红细胞生长素（ＥＰＯ）的新方法后不久，一种名为“达比波廷”（Ｄａｒｂｅｐｏｅｔｉｎ）的违禁药物悄然在国际上流行开来，它属于作用更强的第二代ＥＰＯ，而且不容易被查到。对于层出不穷的兴奋剂，国际奥委会似乎只有“招架”之功了。

　　喜忧参半

　　国际反兴奋剂工作开展以来，成果显著但疏漏也颇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尿样的药检存在很多技术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兴奋剂的种类繁多而给检测技术带来的巨大挑战。

　　现有的兴奋剂检测主要是以分析化学手段为主，即通过化学方法对尿中所含的物质进行检测。在原始尿样收集上来以后首先要提取尿中的药物成分，尿样成分的提取分离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构的准确性，而且由于尿液成分的特点是沸点较高，热稳定性差，大多数的分子还都是带有羟基、羧基等的极性基团，这就给检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对于激素类药物的检测就更为困难。由于类固醇的衍生物很多，各自代谢的特点和途径又各不相同，因此每一种新的类固醇药物被列入兴奋剂之前，必须要解决它们的分析方法。１９７５年４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１９７６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使用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雷蒙德·布鲁克斯教授发明的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分析方法，查出有８名举重运动员药检结果为阳性，其中７人被证实使用了合成类固醇。

　　但是，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在１９７６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阿诺德·贝克特教授指出：“运动员可以在训练时服用合成类固醇，然后在某个预定的比赛前一星期左右停止服用，这样他比赛时就至少可以保持着服药带来的力量优势，但检测比赛后采集尿样时又显示不出阳性结果。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定在全年的各种比赛中进行随意抽查，充其量也不过是给运动员连续服用合成类固醇的日程安排造成一些困难，顶多起一些威慑作用。”另外，也有专家指出，某些种类的合成类固醇在体内也以睾酮的形式代谢，在尿样中即使检测出了睾酮，也很难区分是内源性的，还是外源性的。

　　面对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困难的兴奋剂检测，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生物芯片。生物芯片不但能定量测量药物的阳性反应，并从根本上杜绝兴奋剂的使用。这是因为，从药理学上讲，尽管新型兴奋剂的结构类似物可以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但是要发挥其作用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要作用于其体内特异的靶向受体。而芯片正是将其靶向受体及其亚型固定于芯片上，利用芯片进行捕捉，这样即使运动员服用了新型违禁药，也可以毫无遗漏地被检测出来。

　　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依然形势严峻，挥去阴霾，重见蓝天，在这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中，兴奋剂的检测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有待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重新研究对策，继续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