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兴奋剂已经走出体育界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安部等十一部委联动

　　探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本报记者　万相辛　北京报道

　　对运动员来说，登上领奖台并不是一场比赛的结束，之后还要经受兴奋剂检测的考验。

　　今天，奥林匹克运动正变得更加重视参与的公平和公正。

　　11月15日，最新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正，反兴奋剂政策在未来将更为严厉也更加公平。

　　而此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已应运而生。

　　体制转变

　　“运动员在比赛时不仅满足于个人尽力而为，他们同样想获取胜利。”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坐在筹备办公室向记者讲述运动员的心境。

　　为了胜利，有的人会铤而走险，兴奋剂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

　　赵健原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面对几步之隔的新反兴奋剂大楼，此处略显狭小。办公室内堆满了各种研究材料，桌上也放置了各种关于兴奋剂的条例。

　　一切迹象表明，这里依然存在着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割舍不掉的回忆。

　　“是的，那套体制是为适应当时的情况产生的。”赵健提起了原有的工作环境，原有的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奥委会始建于1992年。下设办公室和检查处。

　　据赵健介绍，当时的办公室和检查处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办公。办公室设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而检查处则被安置在了一个直属单位的部门。

　　显然，分处两地的运作机制会带来不便。

　　那时在机关，除了行政办公的费用，基本没有其他运行费用。

　　虽然可以申请专项经费进行兴奋剂检查，但兴奋剂工作不仅是兴奋剂检查，还有涉及众多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工作，这部分工作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相应的运行体制来保证的话寸步难行。

　　而当时兴奋剂检查工作是由运动医学研究所完成的。不过运动医学研究所的主要业务之一是兴奋剂检查，同时有其它业务，因此并不充足的经费能真正运用到反兴奋剂工作上的少之又少。

　　经过十多年的运行，这样一个体制和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并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机构，人力资源和经费都难以得到很好的保证。

　　过去十几年，反兴奋剂工作名义上是在体育组织（中国奥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存在于体育组织内部的兴奋剂检测机构，公平性该如何保障？

　　赵健表示，过去的这种模式并不代表公平性不能保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应当保证反兴奋剂机构的独立性，之后才能更加全面的主导兴奋剂工作。

　　这一设想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组织建立之初也一直被重申。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要设立一个既不受国际奥委会管辖，又不被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其他利益集团所控制的独立检测组织。“独立”成为了反兴奋剂机构的关键词。

　　2005年，成立独立于体育组织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被提上了日程。赵健和同事开始进行大量的国际国内调研，试图寻找一个相对独立完整、专业从事反兴奋剂工作的机构的运营模式。

　　现在，预计投资7000万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正拔地而起，它会改变哪些现状？

　　现实召唤的改革

　　“随着反兴奋剂工作的深入和拓展，我们发现仅靠体育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弥漫在香烟雾气中的赵健叹道。

　　以往涉及到体育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反兴奋剂的工作仅限于检查和处罚。但是之前对于一系列药品的监管、非法流通，以及对青少年的教育，“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此看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不仅仅是为奥运而生，还将承担起日后大量的体育运动之外的检查任务。

　　“我们原有的实验室从1989年建立至今一直是个高水平的实验室。该实验室连续18次通过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年度复试，被列为Ａ级实验室。所以从满足运动会的需要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从国内长期开展反兴奋剂工作来讲，的确难以胜任。”赵健表示。

　　如今，青少年群体以及其他社会公众都会遇到兴奋剂的问题。兴奋剂及这一类药物的使用已经有从专业运动员向业余运动员、从成年人向青少年发展的趋势。

　　原有的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调查情况也是如此，兴奋剂问题已经走出体育界。目前，体育加试的考生成为了滥用兴奋剂“重灾区”。

　　几年连续性的高校体育加试的兴奋剂监察工作结果表明——检查结果阳性率惊人。以山东省某次高考体育加试为例，30例抽查中就有10％的阳性结果。

　　2006年，中国奥委会同与北京体育大学合作，完成了一项4千多人参与的全国范围的调研。年龄层以青少年为主，调查对象以体育类学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普通高校学生。调查的结果不容乐观，使用或是被怀疑使用兴奋剂的人员比例较高。

　　赵健介绍到，西方国家的青少年使用兴奋剂类药物的原因十分复杂，并不简单的只为提高运动成绩。美国高中生使用这种药物更多的是由于某种风气，为了塑造体型，或是强调某种能力，这种错误认识在国内却得到了一些同龄人的认同。

　　如此看来，这个牵动亿万神经的系统工程并非体育界能单独完成，更确切地说是当初的反兴奋剂委员会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前述的非专业体育运动员的违规行为，不能依照中国反兴奋剂条例1号令进行处罚，只能禁止考生考试。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在兴奋剂方面相关法律条款的缺失。

　　“我们需要新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任务，并且必须得赋予它一定的权威性。在整个兴奋剂领域做一些沟通和协调的工作。”赵健说。

　　多部委联合与立法缺失

　　据悉，国家给与了反兴奋剂工作高度的关注。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海关、公安部等十一部委参与形成了整合协调机制。

　　该协调机制促成了国务院下属的反兴奋剂协调领导小组，该小组在最近一个月时间得到批复并成立。

　　牵头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由局长刘鹏任组长。该小组负责处理牵涉反兴奋剂工作当中的重大事件。同时各部委机构在他们各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这样一来，处理禁用物质的进出口、经销、非法交易和制造各个环节就形成了联动。

　　但是这些机构对于兴奋剂药品的认定遵照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赵健坦言，关于兴奋剂国家立法，在中国尚处薄弱。

　　他表示，现行的体育法里对禁用药品有相关的规定。而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为行政法规，尚未上升到成为专门兴奋剂法律条文的高度。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虽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从长远来看，个中细节尚需明确。

　　“美国就明确得多，他们对各类药品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赵健继续介绍到。

　　记者查阅了美国禁药取缔管理机构的官方网站，（Ｄｒｕｇ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对非法拥有类固醇等行为，在美国可以升至判刑。该药成为未经医生处方不得买卖的药品，倘若违反，将受到长至七年的有期徒刑惩罚。

　　同时对于一些辅助人员，如队医、教练等的非法持有、非法销售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严重的将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在中国尚无这方面的规定。

　　因此从这个角度，尽管在中国对运动员的处罚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并且一直是在严格执行。但是对于其他主体的违规判定，则处于模糊状态。

　　赵健对记者举例说，鞍山体校集体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他个人认为是是相当严重的，目前却只能按照行政法规来处理。但在欧美的司法体系中，对这种行为有严格的约束和监管。“对于国内这样的玩火者，我们也是无可奈何。”

　　那么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是否会在奥运过后依然保留？专门反兴奋剂的法律是否会提上日程？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健表示，这些要视情况而定，尚需时日加以论证。

　　赵健指的情况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看现有的规定、规则执行的情况。如果现行的规则不能很好地管理市场的违规现状，必然会对专门法律条文有需求。

　　第二，要征询专家及立法部门、社会公众反兴奋剂立法发表看法，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只是小范围的、局部的、只涉及某个领域，立法的难度就比较大；反之，就有必要建立新的法律。

　　记者从欧洲的一些国家官方网站上看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制定了或正在拟定专门的反兴奋剂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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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赛时职能

　　据悉，悉尼奥运会期间兴奋剂检测的数量为2359例，雅典为3500例。此次反兴奋剂中心将承担奥运会期间15天检测4500例的重要工作。

　　面对急剧增长的检测数量，赵健备感压力。

　　赵健表示，国际奥委会在每届奥运会当中会有20％检测数量要求的增长比例。

　　“这一增长检测数量上的增加，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赵健回忆说，悉尼奥运会整个检查和检测队伍约500人－600人，而雅典奥运会是800人左右，此次北京奥运会从事兴奋剂相关的工作人员将接近1000人，投入的经费将会在千万数量级以上。

　　1000名人员按工作性质不同主要被分为检查和实验室检测两个部分。

　　其中检查部分需要80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兴奋剂检查站的检察官、陪护人员、场地协调人员等不同级别的专业人员，以完成收样工作为主。

　　这800名人员当中有500名是学生志愿者，另外300名都是专业的检查官。

　　赵健表示，检查官的专业比较复杂，他们从北京市各大医院招募了一两百名专业人员作为检查人员。又从自身机构中注册的检查官当中抽调了100多人来参加奥运会的工作。

　　另外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则集中在实验室工作，经测需要180人左右。其中150多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实验室分析和仪器的操作。他们大都来自北京市有关的科研院校，清华、北大化学分析专业的高校专业志愿者，以及一些国际专家。

　　国际专家的工作是定点的，在检查方面反兴奋剂中心同欧美等拥有先进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国家有着长期的双边交流，会邀请相关的实验室主任或者骨干参与检测的工作。

　　同时据赵健介绍，原有实验室的仪器对于奥运会的日常容量是不足的，但如果全部采取购买的方式，这些仪器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无法处理，会造成很大程度上的浪费，因此遵循着节俭办奥运的原则，租用了部分仪器。

　　那么，工作人员的监测工作如何展开？据悉，将依据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提供的禁用物质和方法的清单进行检测。

　　何种禁用物质和方法又将被列入清单？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医学或其他科学证据、药理学作用或经验证明，该种物质或方法可能提高或能提高运动能力、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实际的危害或潜在的危害、或者ＷＡＤＡ认定的违背体育精神的做法。

　　用赵健的话讲，则可总结为简单的“有害、有用、违反道德”。只要涉及这三个标准中的两个，该种物质或方法将被考虑列入禁用清单。

　　赛时检查的结果，国际奥委会将会迅速发布，但是都要严格遵循结果管理的程序。没有经过结果管理程序的话，实验室的报告还不能确定为阳性报告，只能被称为出现异常现象。

　　而一旦最终被认定为使用了兴奋剂，将会面临最新措施更为严厉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