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韦瑟说，他现在还留着自己10岁时候的一张证书，“我参加了联邦少儿运动会，那是联邦德国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的运动会，证书就是由卡尔·迪姆签署。
这样的传奇经历很难解释。尤其是卡尔·迪姆在第三帝国担任体育高官，为纳粹政权服务，而战后却没有人追究他在这个时期的作为。“也许因为他只是一个职能人员，从来不是政客。”弗兰克·韦瑟也只能猜测，“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加入纳粹党，说自己有个犹太女朋友，可是谁都会拿这个当借口。”
卡尔·迪姆是古希腊的崇拜者，他多次前往希腊，研究古代奥运的观念和习俗。他自认为是古希腊精神的继承者，对德国同胞的精神气质不太满意。1906年雅典举办届间奥运会，他作为记者随团访问，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研究古希腊，我们比任何别的国家做得都多……可是希腊人的智慧和体育文化，我们却没学到什么。”对美国在体育运动上的压倒性优势，他也替德国和欧洲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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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迪姆与夫人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 |
“纳粹也说自己是古希腊精神的继承者。他们把自己理解中高贵的古希腊精神融入自己的哲学。火炬接力就出于这样的思考，因为那是古希腊传统。”韦瑟认为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使纳粹政权与卡尔·迪姆找到了共同语言。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希特勒上台之后，距离奥运会开幕已经时日无多。“要是没有他，1936年的奥运会就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只有非常短的时间。卡尔·迪姆很擅长组织大型体育活动，他学的就是这个；”韦瑟说，“他也很懂得推广大众体育运动，做过很多有益的事。他的知识和能力，在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里都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自己所在的体制，总是很合作。”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早有结论是被纳粹政权“窃取”，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卡尔·迪姆创始的火炬接力也一样——设计精美的不锈钢火炬底部印着制造商的名字，“克虏伯”。克虏伯公司设计制造过著名的巴黎大炮，这个钢铁巨头在一战、二战当中都是德国最大最有名的军火制造商；当然，克虏伯的“后身”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现在也是世界500强。
卡尔·迪姆与体制的“合作”包括在1939－1945年间，对德国前线士兵做巡回演讲。韦瑟在纪录片中引用了卡尔·迪姆这样一番言论：“若说体育与奥运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那就是教给我们进攻精神和快速决策，也使我们强壮、坚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打垮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为一个更好的欧洲，守住我们的胜利。”
但胜利没有守住。卡尔·迪姆一生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发生在二战末期。
1945年2月，盟军持续数年的空袭几乎已把柏林夷为平地，苏联红军攻占了东柏林的制高点，美军已在柏林以西驻扎。纳粹政权鼓动柏林人“保卫帝国首都，直到最后一条性命、最后一颗子弹”。3月18日，卡尔·迪姆在德国体育广场的一座体育馆里，对“希特勒青年团”及“预备队”的成员发表演讲。他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劝诫诗》：“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最前线最美好。”
“我还记得卡尔·迪姆的演讲。”德国电视二台前总编莱因哈特·阿佩尔在镜头前回忆，“他要求我们为元首、人民和祖国献出生命。演讲当中充斥着‘自我牺牲，死得光荣’。几个星期之后战争就结束了，跟我坐在一起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有几百人已不在人世。”
1945年4月26日，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两千多名队员发动攻击，要从苏军手里夺回“帝国体育广场”——正是眼下的这块“奥林匹克之地”。这一场无谓的进攻，付出了数百条年轻的生命。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西端的马拉松门，两侧石墙上挂着6幅铜板浮雕头像，卡尔·迪姆的也在其中。一旁为游客准备的解说板上，简要概括了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那一次动员演讲。“虽然卡尔·迪姆是德国体育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2004年修缮体育场时仍保留了迪姆头像和其他纪念像，谨作历史之文献。”
1962年12月，卡尔·迪姆在科隆去世，生前是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的教授，那学院也是他建立的。“从来没有人追究过他的所作所为，他带着那些荣誉，像平常人一样死去。”韦瑟说。二战后的德国几乎无人谈论旧事，只从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洲，年轻人才开始质疑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
“近十来年才出现了许多回忆录和历史文献。在这之前的主流态度，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那种东西，他们觉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总有一天我们不会再谈这个事。”韦瑟说。他用影片质疑卡尔·迪姆是替纳粹主义“号召全世界的青年”，同样也有人替卡尔·迪姆辩解，说他不过是随大流，或只是有一些军事思想的机会主义者。
卡尔·迪姆充满矛盾的人生和事业仍然是个问号。近60年的体育政治与教育生涯里，他留下了近9万封书信、6000多页的日记、3000余篇文章、50篇专论和无数次演讲。所有的日记至今没有公开，据称仍在整理中。(本版图片除署名外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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