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周之历史篇：欧洲文明的发祥地

　　公元前 7世纪中叶以后，重装步兵逐渐成为各城邦公民兵的主要兵种。

兵制的变革对城邦政治和社会发展都有影响。贫富分化加剧引起的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剥削、奴役以及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的斗争，以奴役外族人为主的奴隶占有制的发展,使许多城邦的阶级结构和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其突出表现为斯巴达的“平等者公社”的形成，以及僭主政治在许多城邦的兴衰。同时出现了一些用成文法规定城邦基本制度的“立法者”的活动，如斯巴达的利库尔戈斯(一译“莱库古”)改革、雅典的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除由波斯人扶植的一些僭主外，在公元前7和前6世纪的希腊，“僭主”一词系指非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人，他们大多得到公民中下层群众的支持，采取一些有利于下层群众、削弱氏族贵族势力和影响、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措施。最著名的僭主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逐步联合半岛大多数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希腊一个城邦集团的领袖。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推翻波斯统治的起义(公元前 500～前494年)，揭开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的序幕。公元前 492年、前490年和前480年波斯军队对希腊的侵略，都以失败告终。在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蒂亚等战役中，反抗侵略的数十个希腊城邦的人民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希腊人的胜利在希腊世界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见希波战争）。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也在公元前480年取得了打败迦太基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478或前477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提洛同盟。该同盟的建立及其性质的演变，使希腊世界的整个政治格局变得日益复杂。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整个希腊世界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雅典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扩张，斯巴达日益感到不安，并且企图加以限制。忒拜、科林斯、阿尔戈斯等比较大的城邦则都权衡利害得失而在分别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城邦集团之间周旋。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各邦之间矛盾更加突出。伯里克利当政时期雅典臻于鼎盛。城邦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牵涉到希腊半岛的许多城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触及散布在西西里、爱琴海诸岛、色雷斯沿岸和小亚细亚等地的众多希腊城邦。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战后,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叙拉古等主要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一些地区，公民兵制逐渐瓦解，雇用兵制不断发展。

　　在希波战争中失败而暂时退出欧洲的波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起重新成为操纵希腊政局的重要力量，并用大量金钱支持斯巴达,帮助其打败雅典。不久,斯巴达因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政治地位问题与波斯发生武装冲突，波斯人转而支持不满斯巴达统治的希腊诸邦。公元前 395年爆发了雅典等邦联合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87年结束）。同年,在波斯任职的雅典人农指挥的舰队，大败斯巴达海军，迅速清除了斯巴达在爱琴海诸岛派驻的军队。他胜利返回雅典，重建了公元前 404年根据斯巴达的要求拆除的雅典城墙。为了求得波斯人的支持，希腊交战双方竞相派代表与波斯王廷谈判。公元前 387年，斯巴达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统治为条件，在波斯人直接干预下，强迫包括雅典在内的许多希腊城邦接受了有利于斯巴达的《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此后，斯巴达重新肆无忌惮地干涉其他城邦的内政，蹂躏他邦主权，扶植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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