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闹市的朋友定会奇怪,城市有什么可听的?大街之上,红男绿女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就是在家中,想谋片刻的宁静亦复不可得,总而言之,大都市总是与“闹”字相联系,不闹焉能称市?
但世上亦有不闹的都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就是一个。
堪培拉是20世纪中叶在一片牧场上建成的城市,设计思想非常明确,即花园城市。它是一个政治中心,又是一个文化中心,除了一些服务性的修理厂之外,没有什么工厂。为了保持其村野般的宁静,它拒绝大型飞机场,采访的外国元首,往往不得不把其专机停在悉尼,改乘小飞机到堪培拉。就连火车站也建在远离市区的镇上。
市内有路无街,商业服务集中在分散的商业小区。所以,要想趿拉着鞋,走那么三五分钟,上街打一瓶油或买一盒香烟什么的,断不可能。其它地方,大多是树林、草地和花丛。民居低矮,3层楼就少见。屋在树木花草间,连围栏都用原木,不用水泥。
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原则是若即若离。子女结婚后必须另觅新居,逢年过节,团聚三两天,为的是各自方便。反之狗却可以成为家庭成员。去年圣诞节,西邻送我们一张贺卡,黑狗托尼的大名列于儿子迈克之后。澳人这种脾性,不知是否可以称为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要有条件,一要地广人稀,二要囊中有物。澳大利亚总共1,900万人口,堪培拉只有30万。这就为人以外的生物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钱也有。据联合国估计,澳大利亚人即使不工作,其资源也够他们生活600年。
当然,还须有文化。我们有了钱追求富丽堂皇,尽量和自然划清界线。他们则追求质朴自然。有钱人家,不仅房屋的外结构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内结构也力求与屋外的山水花木蓝天白云相通。我国宋朝有个诗人名叫曾公亮,一天他夜宿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写了这样一首诗:“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度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
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可见我们的古人是很亲近自然的,只不知为何在中国没有发扬光大。
享受自然,还应包括听觉。试想,倘若那树丛花荫里,不时传出电锯声,或是什么歌手要死要活的叫声,人何以堪?在堪培拉,宁静被看作大家共享的财富,似空气和阳光。控制噪音有极为严厉的法律,违者将被起诉,受到惩罚。人都自觉,平常说话轻声细语,仿佛怕惊了树上的鸟,花间的蝶。有刚从国内大都市来的人,为堪培拉的静所震慑,以至于惊恐,以为发生了某种灾祸,或是某种灾祸即将发生,急急地问: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堪培拉的静,于我却很相宜。我憎恶闹。“对姥姥”们街边扭秧歌,鼓钹声声,我烦;汽车司机没来由地按喇叭,我烦;店家放歌曲,我烦;公寓里没完没了的装修,更烦;堪培拉没有这些无妄之灾,常年宁静如古刹。环境静,心也静。以宁静的心于宁静中倾听大自然的低语轻唱,再惬意不过了。
堪培拉的雨声迷人。这里多为阵雨,往往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阵雨洒在屋瓦上,洒在密密的树叶上,似秋风之过深林。于潇潇雨声里,可以听出天地化生万物的动静。我因此会想起庄子《逍遥游》里的句子:“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再就是绵绵细雨,似有若无,常带了几分羞怯。夜深人静,青林黑塞,细细切切,如细碎履声,让人生出诸多遐想,几疑蒲留仙笔下善良美丽的狐鬼会推门而入。
树多,鸟儿就多。早晨出去散步,穿花度林,人稀鸟密。或许是欣喜于长夜的结束,鸟们此呼彼应,嚷成一片,有的细声细气,有的粗门大嗓;有的宛转似风笛,有的咯咯如笑声;有的嘎嘎像鸭鸣,有的叮叮如击磬。走着走着,会觉得此地鸟是主,人是客。
堪培拉的鸟确以主人自居,它们在地上漫步,犹如家鸡,人走近它,它并不躲避,反而歪着脑袋瞪圆了小眼睛,那神情,如同我们去别单位办事,那里的男女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来,有眼神问:你找谁?有的还会故意在我面前飞过,翅膀几乎扫着我的脸,像是在告诉你:这老头,走错家门了。喜鹊在春天还很具攻击性。此时母喜鹊在窝里孵蛋,公喜鹊躲在稍远的树上警戒。为了显示自己属尽职守,它们往往主动向行人发起攻击,或用翅膀敲,或用利喙啄。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堪培拉人持理解和忍让的态度,虽然他们未必信佛,更不念诵“六合众生皆父母”一类经文。他们的观念是,人类并非地球唯一的主人。
按字面硬译,这种鸟应该叫“鹊百灵”,即似喜鹊的百灵鸟。它的叫声果然好,虽不成曲,却可成调。也许自以为著名歌手了罢,喜鹊们喜欢聚众哄闹。我寓处外有两棵高大的桉树,是它们的聚会之所,聚就是好几十,每一只都扯开嗓门叫,一叫就是几十分钟,不知是在举行歌泳比赛,还是在“大鸣大放”。
喜欢聚会的还有白鹦鹉。白鹦鹉个头大,像成年母鸡,站在电线上,电线可压成弧形。那叫声却不敢恭维,嘎嘎的,我曾误以为白乌鸦。它们在市内开阔的公共绿地上聚会,白花花一片,简直就是一个养鸡场。也许它们并不以为自己的叫声有什么不美,也都一齐拼命地叫。
悦耳也罢,刺耳也罢,鸟们本不为人类而唱,人类又有什么权利去批评干涉呢?
但白鹦鹉们的叫声却令我想起家乡的蛙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鱼米之乡的特有情调。我本以为,澳大利亚这样干旱的地方,未必会有青蛙,谁知此地有蛙十余种,多生于小山沟里。堪培拉多小山丘,山上树密,沟中草深,树与草共长,鸟与蛙齐鸣,置身其间,不复闻烟火气矣。我的东邻似乎独爱蛙,竟在院中挖池养蛙。每当晨曦初露点,鸟们呼兄唤弟忙作一团之时,东邻的蛙引亢高歌,西邻的狗也来凑趣,吠上那么几声。
唧唧啾啾,无非天籁;莽莽苍苍,原本我家。人类从海洋到陆地,从森林到平原,数百万年了,对于自己的故园,总还留了些许依恋在潜意识里,只是人们终日役役,意识不到肌体与精神对自然环境的渴求而已。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有一篇小说,名为《野性的呼唤》,讲了一条生长于温柔富贵乡的狗,因为环境的变化,也因野性的呼唤而复归狼群的故事。人类虽不必回到森林海洋中去,但常年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亦非长策。
然而,人毕竟是复杂的动物。20世纪的最后几天,我因事回到北京。就在宿舍大院里,我闻到一种气味,既熟悉又陌生,仔细一嗅,是煤烟味,类似旧式铸造厂里的那种,不是好东西。但我心里却莫名其妙地热起来,那感觉,有点像儿时临近过年时闻到家里蒸年糕烧砻糠的气味。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想弄明白个中道理。一周后我去市上买瓜子才大彻大悟。我早白的头发令卖瓜子的中年妇女高估了我的年龄。她一边称瓜子,一边说:“今儿个天好,出来走走?”淡淡一句,送来一股温情--这正是堪培拉所缺乏的!我一下子明白了,人不仅需要大自然的爱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抚。
可见世间事,十全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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