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传奇：《山王》-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

　　二、决战前夜

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队北坡营地的暴风雪情景

　　４月中，三国队员在北坡海拔8300米建成六号营地返回大本营，为突击顶峰进行最后一次休整。

　　22日晚饭后，北侧中国队队长曾曙生掀开帐篷门帘卷着一股雪花钻进中国记者的帐篷，他开门见山地向记者通报一条机密:第一次和第二次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已经确定。你们有什么意见？

　　曾曙生，外号“老工人”，这一绰号不知来历。这个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中年汉子在众多的“山民”(登山者)中间独具一格。进山前，他还留着一头指挥家般的长发，到大本营的第三天便顶着一个光头出现了。不过在不羁的外表和外号之外，曾老工人其实不乏细腻和心机。

　　确定突击队员的人选技术性很强而又十分微妙。

　　此时中方人选不仅对日尼两队保密，对中方队员也是保密的。这不是一般的信息通报，他这样做，显然是想看看记者的态度，并希望计划能得到记者的支持。

　　其实，当天下午，这一计划已经通过无线电台传回数千里外的北京总指挥部，坐镇北京遥控的中方总队长史占春发回几点意见:

　　１、同意安排汉族队员李致新进入第一突击队，因为第一次突击是高潮，该咬牙的要咬牙，该付出代价的就必须付出代价！

　　２、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第一次突击往往不成功，是否考虑把北坡最强的次仁多吉放在第二突击队？

　　按常理日尼两队在第一次突击中都会排出最强阵容，曾曙生据此力陈维持原计划，他的意见最后为史占春拍板通过。

　　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知之甚少并无高见可言，但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那决战前夕浓重的宿命氛围。“尽人事，待天命”就像这句老话那样，人生机遇无常，切盼已久的时刻和巨大的担忧总是同时而来。

　　“如果第一次成功了，第一二次突击可能就会撒鸭子──不干了。因此必须把李致新放在第一突击队，这么大的登山活动没有一个汉族人登顶是无法交待的。”曾曙生交底了。

　　记者们都默默无言。这里没有潜台词，此次登山过程中，中国队中只有李致新表现出有可能登顶的竞技状态，但他的脚趾已冻伤，在最后关头能否咬牙挺住，谁也不敢断言。记者虽然相信，此时李致新本人一定会豁出去的，即便横躯山路，换上别人大概也会如此。只是事关生死……

　　“现代登山史上的最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队的名单？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哪怕是用血，用生命……”

　　我们在通讯中如是写道。在探险史上为了荣誉用生命作赌开不新奇，但是此时记者已知道1988年珠峰历史的全部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４月２３日下午，北坡的全体中国队员开会，等待宣布突击队名单。期待与失望的担忧混杂之情弥漫于队员的帐篷之中。

　　“在宣布突击队的名单之前先把队员体检的结果通报一遍。”曾曙生以此作为开场白，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第一突击队，跨越──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闻声而起，他笑了，举起拳头，同伴们也抱以掌声，在北坡中国队中，这位藏族队员是最强的。

　　“支援队员──李致新。”

　　一片沉默！

　　“第二突击队，跨越──达穷，支援──罗泽。”

　　话音才落，一米八的壮汉小加措掉泪了，“为什么不让我上？为什么？！”

　　1958年，小加措的父亲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的侦察活动，进山之前他父亲嘱咐他要争取登顶。

　　在登山活动中，能参加突击的常常总是少数人，可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就是命运和机遇！

　　这样的机会于我只有一次，希望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撤营，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红着眼睛发话了。

　　决定不能更改，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

　　“我走前，父亲刚病逝不久，母亲对我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啊’！”

　　会后大齐米向记者诉说着他的伤心事，眼圈又红了。

　　“临行前，我给母亲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她听听我的好消息，可是不能参加登顶，母亲到时问我：齐米，登顶时你在哪里？这让我怎么说呢？再说能不能参加突击，关系到能否转为正式队员，今后的待遇也不一样……”

　　没人能安慰他们，只有默默的听众。再说“任何安慰本身都有着软弱的宗教味道”。

　　兴高采烈的次仁多吉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沉默的帐篷。闷了半晌，他对一位记者说：“我也很难过，齐米他们为这次登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登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认为奖励不应该拉得太大，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

　　1988年双跨珠峰，国家体委批文规定：凡登顶者均享受奥运会冠军奖励的待遇，奖金一万元人民币。但是对非登顶者却无明文规定。

　　如果然仅仅是一万元奖金，这个跨越也就庸俗得可笑了，事情自然不是如此简单。

　　“听说还有第三次突击，到时会尽可能安有登顶实力的人。”一位记者这样宽慰说。

　　“骗人！以前几次登山都说任务完成后就转正，可一结束，一星期后什么都没有了。”

　　“带雇佣兵打仗真难啊！”从北京出发前曾曙生曾这样说。

　　“在中国登山队里的藏族队员很多人是健将级或一级运动员，但多年来他们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加登山的。这个问题多年未能解决，队员情绪极大。”

　　在中国体育界，这一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最初我们这些记者并不明白此事中间的奥妙，但是到了遮没半壁南天的珠峰脚下，我们才明白“请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这名话的份量，我们是这段历史的证人，在未来“勾玄提要”的探险史教科书中，这些细节都会被淹没，只剩下那个伟大梦想的故事的梗概。

　　珠穆朗玛，藏语的意思是“第三女神”；

　　尼泊尔人称之为“萨迦玛塔”，意为“高达天庭的山峰”。

　　这是两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这个行动本来也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诗意的行动，然而当我们身临其境并力图赋予这一行动以“最好的历史意义”时，我们也渐渐发现那带有玄学意味的猜想与斑斓的人生之间，在“天庭”的梦想与现实的人生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人们所说的历史往往是被诗化了的历史。大多数人的动因与这个梦想无关。

　　突击日临近，中日两国记者都加紧了采访活动，日本记者甚至还来采访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的感受和理解。

　　“你们中国队员登山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吧？”

　　遇到这种提问心里不是滋味，但这似乎又是事实。

　　有的日本记者还断言：“我想是这样的。”

　　在八十年代末的今天，第三女神”在与国家的对抗中还有多少诗义呢？如此一来“人”又在哪里呢？幸好，事实并非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