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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