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明(MOREAN),法国新闻社驻中国记者。
39岁的他来自一个国际家庭:他本人持英国护照,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出生在西班牙,长在西班牙。现为法国人工作。
他本人曾在1996年至1999年先后在哈尔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课程,并进入北京经贸大学强化学习中文。
之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生。2002年6月,被法新社派驻中国上海。
本报记者曾在2002年上海网球公开赛上认识了宋杰明先生。六年过去了,昨天,在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上海市传递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位老朋友。
他说他刚回到上海,之前去了四川灾区。在谈及在灾区的采访经历时,他洒下了热泪……
5月12日,星期一,我记得那天上海的风不大。
那天下午地震时,我和两位同事分明感受到了大楼的晃动。我告诉同事说:风不大,肯定是地震。为了逃生,我们连忙撤下了楼。几分钟后,我接到了北京分社的电话——必须赶赴四川地震前线采访。
庆幸弟弟在成都很安全 我的亲弟弟也在中国,他在成都创建自己的咨询公司已有五年了。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和他打电话,可怎么也打不通。直到晚上才接通他的电话,还好,他很安全。
当晚,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从浦东机场出发前往四川。由于当夜去成都的航班全部暂停,我们选择直飞重庆。次日凌晨3点,我们总算顺利抵达重庆。下飞机后,直接乘出租车赶赴成都。我们于13日上午7点抵达成都,找到一家酒店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就直接找出租车去灾区绵竹采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次去四川灾区采访报道时,本来还担心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和阻力,现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世界。
在灾区边流泪边采访 第一天的采访,我去的一个地方,本来是有一幢5层楼,可现在忽然没有了。在现场,我遇到了一些工人在拼命挖,希望能挖到活着的人。旁边,很多亲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全都是一夜没有睡的人。我身边是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妇女,一直在哭,我叫她“姐姐”,她说她的老公就在地里面。工人说:这个楼里,一个活的人都没有了。
从绵竹市区去汉旺镇大概有40公里。那里遭受到的破坏程度比绵竹市区更厉害。那里的学校太令人伤心了,超过一半的孩子遭难。我哭了。
我去了一个体育场,那里是一个露天的死难者尸体的摆放地。现场的人都在流泪,好多人的眼神都是空荡荡的。我也哭了。
14日,我去了一所小学。那里每隔20分钟,就会从废墟里挖出一具尸体,再用担架抬出去,那些父母一次次冲上去看,是不是他们的孩子。我看到一个父亲,大约40岁,一直在哭。我知道他的孩子在里面。我走上去,递水给他,想安慰他,可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孩子的母亲也来了,一起哭。我从来没看到那么痛苦的场景。我又哭了。
采访现场,我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很矛盾:在这么巨大的天灾面前,在现场的我,最直接的救助就是放下采访本,参加救援工作;可我的工作却是报道这些残酷的现实。有的时候,我也帮着救援人员提点水,或者送点东西,可每每遇到一些泪流满面的人,我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
灾难面前看到希望 在受灾的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要活着的精神,特别强烈。我被深深感染了。
一个50岁的父亲得救了。在第四天的夜里11点,灾区很安静。他女儿到现场叫爸爸的名字,他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回了声“嗯”,还说他非常渴。女儿让他不要说话,保存体力,她去找水。我采访了那位女儿,她说她母亲身体不好,所以没来。经过现场消防队连续12个小时的挖掘才挖到他,然后又挖了3个小时。我身边的一位救援队领导对那位女儿说:你父亲的一条腿被大石头给压得太久,已经坏死了,只能切掉了。那位女儿说:只要活着就好。后来我还跟去问一名军医,被告之那位父亲最终少了一条腿和一只手,但性命保住了。
最敬佩中国消防队 我特别要说的是,最令我钦佩的还是中国的消防队,他们真的非常专业。虽然有很多人参加救助,但现场还是那些消防队员最有效率。
在那里,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都是在晚上10点左右。可到了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痛苦,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白天看到的全写成报道。后方编辑催得厉害:你们辛苦了,可你们必须赶快把工作完成。
说实话,我这些天一直在思考:灾区老百姓一边说谢谢我们,一边还给我们递水和面包,我认为我们真的不用他们谢谢。他们太令我感动了!我之前对我的文字力量,从来没有这次强烈期盼过,可我知道我给他们的帮助实在太少了。
在灾区现场面对灾难,和电视里看到的感觉还是不同的。在那里,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是痛苦,只有看到救出活人才会觉得稍微心安一点。
回到上海,我总感觉有一种不安。我去那里采访一个星期可以撤退了,我可以逃离那里,可留下的那些面对天灾的人怎么办?这不是很公平。
这场灾难太大了,我觉得灾区的重建至少需要5年时间。当然,最让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始终凝聚一起,团结一致。
(王东生 采访整理) (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责任编辑:小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