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怀疑民族意识高涨的东亚会引爆全世界
东亚的民族主义问题，近年来广为世界关注。在这一区域，韩国的民族意识之强，举世皆知，以切手指、自焚等极端方式表达对外抗议，早已不是新鲜事。同在东亚的日本也不逊色，这个在战后以来高举“和平主义”旗帜、一直行止内敛的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却不断与邻国在历史认知、岛屿主权归属等问题上频频发生争端。
对于东亚世界的这种情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库珀曾评论说，东亚这一区域仍处于奉主权为至高无上的“现代世界”，在政治文明上与已经普遍让渡主权的欧洲“后现代世界”不可同日而语。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所谓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人为敌的世界，丛林原则是其通行的“主义”和“原理”。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普遍兴盛，使一些学者不免对这一区域的未来前途，打上一个问号。别的不说，世界主要几个热点中，东亚就占了三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某些西方学者甚至故作惊人地宣称，这三个热点都可以将东亚甚至全人类给引爆。这些人怀疑的是，当中日韩三国都以强盛的姿态出现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时，从未有过几强并立历史的东亚，有可能建立起多强共存下的和平与稳定吗？
民族主义既为国家间的对立提供了诱因，也为国家间的合作创造了潜能
东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好像并不像外来观察者那样忧心忡忡，他们在看待自身的前途命运时，总是提醒人们应当注意的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世界上的那些恶性冲突和战争，多是发生在东亚之外，这一区域不仅没有引发过世界局势动荡，相反在经济上还是世界经济的减震器、发动机。这与东亚上世纪50年代有朝鲜战争、60年代有越南战争和中印、中苏边境冲突，以及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有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无疑形成了鲜明对照。
实际上，东亚的民族主义既为国家间的对立提供了诱因，也为国家间的合作创造了潜能。历史上，东亚的主要战争与冲突，都与东亚国家普遍没有自主能力有关。东亚国家普遍受制于外来力量，而这一地区又存在着激烈的大国利益冲突。由于东亚国家没有抵制这种冲突的能力，有时只能充当大国战略的马前卒，于是战争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朝鲜战争、柬埔寨战争和越南战争都莫不如此，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成了大国彼此竞争的战场。
然而，近二十年来，东亚普遍建立起强健的民族国家、实现自主自立，并且已有强大能力主宰自己，而不再甘当大国代理人。在此情况下，东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在东亚大行其道，但东亚国家间相互抑制和防止冲突、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也在逐渐形成。比如，东盟国家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彼此克制、避免冲突升级上，已有相对成熟的习惯机制与做法。
让东亚国家自己主导东亚国家关系
旅法华裔学者陈彥曾说过：“欧洲联合进程启动时期其实也是欧洲各民族国家加强时期”，“欧洲各国在打造欧洲共同体的同时，也加强了各自民族国家的分量。”在某种程度上，东亚如今也走着同一条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及其相关实践，外来力量操控东亚区域的能力已明显减弱，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已基本掌握对自身命运的主导权，东亚的安全度相比往日已经大幅提高。
历史上，对这一区域的国际关系起着主要作用的，一直是本区域的传统大国———中国和日本，近代以来还要加上欧美列强。该区域其他国家既缺少现代国际关系观念，也没有行为能力。这种情况在最近半个世纪间已完全改变，该区域国家在摆脱以往的殖民体系后，普遍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民族国家，树立起了现代国际关系观念，并且有了较强的独立行为能力。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民族认同和政治自主意识开始增长，国家也已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
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合作增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以往的“小国”也实现了群体性兴起，对地区事务有着较强的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在东亚，已不再单纯是破坏性力量，当各国普遍存在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时，东亚国家其实也成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都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考量其政治选择，而不再是任由外来力量或本区域内一两个国家来主宰。同时，区域内相对强大国家间的纠纷与冲撞，在区域内也不再如以往那样没有制约和调解力量，其他国家已经可以扮演起中间协调角色，来化解大国间的不良竞争。
东亚世界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纷争，未尝不是该区域新生前的痛苦蝉蜕。而要为东亚世界开拓出相对明亮的未来，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就是要继续加强东亚国家自身的主体性，让东亚国家自己能够主导东亚国家关系。具体来说，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力量与关系：其一，中国的文明复兴及在此过程中能否有力承担起化解地区争端的义务；其二，东亚国家能否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东南亚国家能否真正充当起“东亚的均衡者”，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政治合作水平；其三，东亚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能否有效控制冲突，共同携手建设东亚未来。▲（作者是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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