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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家解读:奥运将如何改变中国

  编者按:

  奥运会将如何改变中国?奥运会后的中国又将如何影响世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布什(RichardC.BushIII),日本麗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松本健一,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托纳森(SteinTonnesson)就这些问题发表了意见。



  奥运会意味着,中国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主角之一,站在了舞台上

  中国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并非会随着奥运的结束而结束

  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如何设定超越经济发展的国内目标,如何构筑国际新秩序,奥运会结束后,中国有必要向世界重新展示自己的主张

  中国成为这场北京奥运会博弈的赢家,这种结果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多数人也是个好消息

  奥运会为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理查德?布什:为迎奥运,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政建设大刀阔斧,日新月异,新机场落成并投入使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竞相拔地而起;出租车座位套雪白;奥运礼仪小姐超强化的集中训练;全北京市民学说英语(外国人到中国参加活动,应该是他门学说中国话才对呀!这有点倒过来了)……总之,我这个在华盛顿-北京之间来回飞的“中国通”,经常站在北京大街上感到茫然,“找不到北”。若没有奥运会,北京当然也会发展,但不会这么快。

  虽然奥运会对中国来讲是件大事,但不是唯一的大事。中国有句老话叫“过犹不及”。奥运是体育竞赛,不是面子工程,需要个性化和特色化,不需要好大喜功和走极端。在筹办奥运的过程中,中国感受到的“压力”,我看其中一部分实则是“国际准则”。一些国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来凑奥运的热闹,他们将奥运当作为其组织牟利的平台,并在此过程中刁难中国。中国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不应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与西方世界政府的意愿,或者是西方世界的意愿混为一谈,这会将问题复杂化。我希望,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日益成熟,能够清楚地看到大多数的外国人希望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并非会随着奥运的结束而结束。

  松本健一:奥运会将给一个国家带来怎样的变化?在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我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那时我大学一年级。16年后,我提出了“1964年转型说”理论。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3%。以奥运会为契机,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到了70年代末,农业人口的比率下降为7%。由此,日本发生了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巨大转变,大众消费社会形成。这种情形也正是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现象。以奥运会为契机的经济高速增长,数年后将使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倍增。现在,上海的国民年均收入为七八千美元,而广东省的部分地区已接近1万美元。一般来讲,当国民年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不论哪个国家都会出现变化。

  郑永年:在进入国际俱乐部的过程中,中国方方面面已经改变了许多。为了和国际社会接轨,中国还改革内政,改革自己国内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中国都做得很好。奥运会实际上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在这里,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和组织者。在和国际接轨过程中,是中国改变自身,来加入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尽管中国没有参与这个体系的建立,但中国的开放和加入是很主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主角,不是创意者。奥运会意味着,中国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主角之一,站在了舞台上,这和以前中国的角色很不一样。这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包括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各个层面都需要思考,我们要如何行动,怎样在国际舞台上表现自己。同时,中国还是组织者,不仅是自己在表演,还要组织其他人。在组织方面,尽管有国际奥委会等各个方面,但中国毕竟是“地主”,是东道主,中国表现得好不好会影响人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现在对此都有一个共识。拿更多的奖牌为国争光,当然重要,但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要做的远远多于这个事情,这和以往中国去参加奥运会拿奖牌的情况很不一样。

  因为文化不同,西方人有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他们认为,你们中国实在是太想崛起了,太想表演了,甚至有一些人竟把中国举办奥运会比作二战希特勒时的德国。但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想,在中国的文化中,中国人不单是为了所谓的形象问题,更多的是想把事情做好,尽地主之谊,这是一份国际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坦?托纳森:在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我眼中的发展轨道是这样的:一方面,中国在主观上是希望变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北京奥运会,可以在国际上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在国内凝聚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国家的多个部门也可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实现与外界更多的接触,熟悉国际上的一些“游戏规则”。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中国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公布了便利外国记者采访的规定等等。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所追求的变化,是渐进的、不触及根本制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部分西方媒体,也希望中国发生变化,他们把北京奥运会看作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甚至希望从此后,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这也就是说,这些人希望奥运会带给中国的变化,是激进的、颠覆性的变化。

  这不是简单的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冲突,因为渐进和激进只是方式,是否触及中国根本制度才是焦点。中国希望通过渐进式的发展,证明中国现行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而一些外国人则认为,中国现行的制度存在着巨大问题,只能通过颠覆性的手段加以变革。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冲突,所以两种力量尽管同样希望变化,却在相向而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因奥运会而变化。

  中西方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其实长期存在,这种矛盾有时会以更激烈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不会因北京奥运会而一下子就改变了。 (来源: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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