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模式”成突破
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奥委会
这同时,国家体委的六七个工作人员也充分利用时机,努力对国际体育组织的委员展开外交攻势。
最忙的时候,宋中一年之中走访了38个国家。
他们有一定的分工。魏纪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道,“一般走两条路线,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隐蔽的。其中屠铭德和何振梁是一个类型,走"上层"路线,比如谈判。”而魏纪中则比较侧重“基层工作”,也就是“政治谈判下面的铺垫工作”。
一开始四处碰壁。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艾克赛特勋爵甚至一见面就对魏纪中说,“只谈体育,不要与我讲政治。”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实际上有点冒险——国际奥委会方面还没允许这个模式,我们就先提了,这也是一个突破。”魏纪中说。
接着,魏纪中和霍震霆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进入走向辉煌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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