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的荣誉--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组图)

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人类第二次登顶珠峰（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中国登山队员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贺龙与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交谈

　　在成功登顶贡嘎山一年后，1958年5月16日，国家体委成立了全国性的登山管理机构国家体委登山处，随后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史占春担任登山处处长，栗树彬担任协会主席。这一举动标志着现代登山运动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根据当时登山的特点和社会功能，中国登山协会确立了登山运动与科学考察相结合，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

　　这个带有严肃的政治色彩的使命成为中国早期登山运动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后不久，便投入到1959年3月到6月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前期准备工作中。1958年6月举办香山登山培训班，8月到9月间在苏联境内进行集训，成功攀登了帕米尔高原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以及海拔6852米的无名峰（后来被命名为莫斯科—北京峰），12月到1959年1月，联合登山队转战中国西藏，在念青唐古拉东北峰进行了集中冬训，72名队员登顶海拔6177米的东北峰。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1959年春西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刚刚从东北峰下来回到拉萨的登山队紧急参与到平息暴乱的工作中，原定于5月的攀登计划因此被迫暂时中断。经此变故，苏联人建议1961年或更晚的时间攀登珠峰，但当时的国家体委坚持原定的1958年到1960年三年内登顶珠峰的计划，决定1960年春季单独从北坡攀登珠峰。

　　苏联人的退出当时敏感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根据老登山家们的回忆，作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与中国、印度的关系友好，但当时的中印关系紧张，苏联与中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无疑会有厚中国而薄印度之嫌。并且，中国正在与尼泊尔就两国国界勘定进行谈判，双方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印度人曾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顶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从这种意义上看，1960年独立攀登珠峰具有政治上的某种必然。

　　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新中国决定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去攀登珠峰的勇气和远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1960年攀登珠峰俨然演绎成为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亲自过问攀登计划，批准4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前往瑞士、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采购所需的各种高山装备。所采购的装备最后重达6吨，由国内派专机从土耳其的布拉格运回西藏拉萨；一年时间内，从日喀则到大本营长达320多公里的公路修葺一新，近百吨登山物资由10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运送到大本营；建立在大本营的气象台规模相当于一个省级气象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举动背后深深地折射出，新中国的建立给这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歧视的民族带来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人们充满着巨大的热情和智慧，愿意不顾一切地捍卫着祖国的利益与尊严。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总指挥为国家体委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队长兼党委书记为史占春，副队长为许竞，副书记为王凤桐。全队共有队员 214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机关干部以及科技工作者，其中女队员11名，藏族队员占三分之一，全队平均年龄为24岁。

　　攀登过程曲折而漫长。队伍在3月19日进驻大本营，3月25日中午12点，全部登山队员在大本营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升旗仪式，宣布攀登活动正式开始。5月12日前，队伍完成了北坡攀登线路的侦察、修路以及三次高山适应行军，同时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兰州大学地理学助教汪玑在6400米因缺氧引发的内脏器官急性衰竭死亡，队员邵子庆在7300米因严重的高山反应牺牲，队长史占春、队员王凤桐、石竞、陈荣昌在8500米的地方冻伤，并因此退出随后的攀登，这些队员原本都是登顶的主力。

　　受伤的主力队员被送到日喀则的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天气也不识时务地突然转坏，攀登计划一度面临流产。队伍甚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正当这个关键时刻，处于中尼边界谈判最重要时候的周恩来总理发来了“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最新指示。政治指令重于泰山，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马上召集全队人员，重新作了部署。这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指挥官从不足20名的队员中挑选了副队长许竞，北京地质大学学生王富洲，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工人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登顶队员，再次向珠峰挺进。1960年攀登珠峰最精彩的瞬间开始逐渐上演。

　　以许竞、王富洲、贡布、刘连满为一线队员、以屈银华、邬宗岳及八名藏族队员为二线队员，于5月17日上午9时从大本营出发，23日下午到达8500米的突击营地。24日早上9点，四名一线队员开始突击顶峰，刚刚走出帐篷不久的许竞突然倒下，极其遗憾地退出了最后的冲顶，屈银华被临时补充进来。队伍在12点到达著名的“第二台阶”下面，这段高度将近10米、坡度在70－90度之间的峭壁是北坡攀登珠峰的天险，在两个小时里的近10次攀登尝试均告失败。

　　这时候，刘连满扶着岩壁稳住身体作为人梯，屈银华踩着他的肩膀上升了两米多，然后在上面打岩石锤，借助石锤和上面的一个支点，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艰难地爬上第二台阶。等到贡布、王富洲、刘连满全部到达时，时间已是下午五点。不久，一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山反应越来越重，行进中多次摔倒，最终在8700米的地方停止了攀登。他被妥善地安置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凹槽中休息，等待队友登顶下撤时返回。这个地方后来发生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刘连满把自己的氧气剩下来留给下撤的队友，他这样写道：“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永别了，同志们！”，展示了一名优秀登山家面对生死时刻坦荡、从容和博大的情怀。

　　时针指向了晚上7点的时候，天空出现了月亮和繁星，照在地面反射出微弱的雪光，攀登路线隐约可见。剩下的食品仅有一小块风干羊肉外和18块水果糖，它们被留给了身体极度虚弱的刘连满，而每个人的氧气瓶压力不足50个单位（实际氧含量不足200升）。饥饿、缺氧、黑暗，炙烤着每个人的内心，在进与退的选择中，他们的脑海中迅速而真实地闪现出“周总理以及6亿中国人”殷切期盼的面孔。这一念之间的想法让他们充满了力量，三人继续拖着疲惫的身体向顶峰冲击。

　　氧气在8800米的时候几乎消耗殆尽，在生命存在的极限空间里，面临着无所不在的生死考验，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没有丝毫退却，他们匍匐在冰面上，艰难地爬行着向顶峰前进。那些时刻，时间和空间都凝固了，每一步都无比艰难，每一次喘息都清晰可闻。

　　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连同当时6亿中国人，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海拔8844米珠穆朗玛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以及这个伟大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半身塑像被庄重地放置在顶峰，见证着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历史。

　　登顶珠峰成功的消息激发了中国人最热烈的情绪。登山队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肯定以及普通民众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受到了当时副总理贺龙的接见，被邀请到全国10个城市，向工人、农民、官兵、学生等各界作了180多场报告。《人民日报》在创刊20多年第一次出版了号外报道登山精彩过程，国外的媒体也不再吝啬笔墨，纷纷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国队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消息。

　　西方人用了20多年才完成的壮举，中国人仅仅用了5年。在国家建设最困难时期，这个比较无疑带给社会相当大的鼓励情绪，中国登山完成了它所能够承载的历史使命。西方登山界在原本怀疑的目光中渐渐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登山格局中新的强者。

　　文字：刘小奇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