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正当荣高棠为取得的成绩喜上眉梢的时候，一场时代的厄运从天而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高棠因在一次体工会报告中说的一句“毛主席也说过，讲错误，我的错误可以成车拉”，使自己成为造反派火烧炮轰的首要目标。

　　走前，荣高棠拍了拍女儿的背，面无表情。此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和5年劳动改造生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转眼之间戛然中断整整13年。

　　十年内乱也让整个新中国竞技体育掉入了低谷。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运动队的正常训练基本停止⋯⋯

　　文革后，67岁的荣高棠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二年，他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给年轻的何振梁，随后退居二线。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