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融合如何造就冠军"? 论坛嘉宾众说纷纭

    搜狐体育讯 北京时间8月5日上午9点，2008奥运冠军论坛第一场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现场精英荟萃，来自各行各业的冠军就"如何成为冠军"进行讨论。

　　杨澜：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二环节的讨论部分，我们再一次邀请史美伦女士，请成龙到台上就坐。我们要有请中国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余隆先生，还有我们北京大学大学教授《奥林匹克宣言》的中文版首席译者董强教授，还有我们游泳奥运冠军罗雪娟！

　　董强：翻译《奥林匹克宣言》确实让我非常激动，顾拜旦先生才29岁，他分析了世界上体育状况，分析了德国、瑞典，英美殖民地等等。最后他得出结论，当时的体育运动不够发达，而且机会其实已经成熟了，可以作为一个大范围的让运动员起到越来越大作用，而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推进和平，这里面洋溢了顾拜旦先生对于和平的信念。因为顾拜旦非常有文采，他的修辞演讲很难用原话把它还原出来，最后他一下子把整个推到了高潮，他说希望在座的各位帮助我，进入我计划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复兴奥林匹克。而且非常感动的是，因为我是直接手稿翻译的又加了几个词，表明他29岁已经想的非常远。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要强调业余性，就是后来的重在参与。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不能是纯粹的职业的东西，他必须有一种业余性，而要鼓励大家都去参与，这几乎是他在整个手稿的最后一句话，他已经预想到重在参与、业余的东西。后来许多成为现实，他当时的演讲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轰动，因为是两年以后才开始奥林匹克组织运动。

　　罗雪娟：我一共参加过两次奥运会，第一次是悉尼奥运会，那个时候我才14岁，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很高兴能够参加奥运会就够了。当我在奥运村一个人从餐厅走向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老外他走过来，他一句话没有跟我讲，用微笑让耳机给我听，我了解到他想跟我一起分享的感觉，在那之后我知道其实奥运会也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然后在这边一起参与同场竞技，那是我很深刻的感受。

　　余隆：我非常同意刚才好几位嘉宾讲的观点，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不管你是做政治的、音乐的、商业的，当你对目标有一定的认可以后，你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其实你也就比别人多走了一步也就多努力了一分，基辛格博士刚才讲了往往就在这一分之间。这么多年下来我相信所有的嘉宾都有体会，他们往往多努力一下，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穷，在周末的时候同学说谁请谁吃饭的时候，大家在操场上骑车要不停，谁停下来谁请吃饭，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也不是运动员没有那么好的耐力，就在我说我不行了我要请你吃饭的时候，我那个同学停下来说我实在不行了，我请你吃饭吧，如果你能坚持一分钟也许你就是冠军。

　　杨澜：现在成了冠军诉苦会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奋斗的过程，其实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冠军并不是没有体会过失败，而是他在最后的失败站起来的人。我们知道史美伦女士你的出身环境很好，你什么时候觉得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让你觉得是对意志的考验呢？ [ 0:0 ]

　　史美伦：比较特别的是我是在美国念大学，生了小孩我再去念法学院，所以那个时候是70年代末，我领着两个小孩念法学院，法学院也是比较艰苦的三年竞争也很强。当时我就坚持下来感觉生了小孩再去念书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美国家里没有阿姨是不行的，都是自己做。当时对我来讲非常感激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让我已经结婚已经有小孩的妇女再回到校园念书再完成我事业的梦。所以我感觉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文化，现在我们说的是1979年的事。当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在香港的亲戚朋友都感觉我简直是疯了，因为没有佣人还去念书，可能在美国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有这个机会就拥抱这个机会，就接受这个挑战。而且我感觉那一段时间是我感觉非常充实的时间。

　　杨澜：余隆讲了在自己比较穷困的学生时代，要努力吃上自己好吃一点的饭菜。你后来做了这么多比较高端的文化交流活动，你干吗找这么难的事情做呢？你什么时候觉得交流是可能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余隆：我的工作可能本身就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因为本身来说我做的是交响音乐，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难度。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世界上各国或者是各种种族的人，能够了解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的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我觉得不止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我们在自己的文明之间我们也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杨澜：我想让你举一个例子，文化是可以实现交流的。

　　余隆：第一个例子就是今年的五月份我带领中国爱乐乐团首次在梵蒂冈为教皇进行了一次演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多年的互相不来往，这是作为第一次，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在梵蒂冈举行音乐会教皇本身也出席。当时在曲目的选择上面我们有很大的讨论，我当时立足在梵蒂冈的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这对梵蒂冈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尊重。另外，因为本身这个教皇本身是莫扎特的专家，我又强烈建议我们要演出一首大的合唱的曲子叫《茉莉花》，这也是中国乐曲第一次在梵蒂冈响起，为什么选择这个曲子呢？《茉莉花》是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曲子，另外《茉莉花》已经很早被歌曲图兰多所了解。

　　第二个例子是六月份美国费城乐团35年以后纪念访问，这也是我策划的工作，最重要的是35年以前，费城乐团作为美国第一个乐团来中国访问，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去年我在指挥费城乐团的时候，还有十个老音乐家在乐团里面拉琴，那时候他们是年轻的小伙子，现在他们已经是长者了，他们说起当年来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少于今天大家对去伊拉克或者是去阿富汗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没有人了解中国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音乐家他不能从电视网络了解中国当时在 1973年的情况，他们来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的使者，他们相信用音乐的语言可以沟通全世界。所以他们作为第一个美国乐团在中国演出，而且是演奏了中国的著名的《黄河》，之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和他们的音乐总监，他当时来中国演出的时候当时要求他演奏第六交响乐，因为他说第七也演就是不演第六，因为我不喜欢。当时做他的工作说这个是政治需要，说了半天我发现不但中国有政治需要，美国也有政治需要。说了半天这次的美国音乐家来看到中国在这35年里的巨大变化，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充满激情的讲话，35年来的确是通过文化的交流。

　　很有意思我在今年的五六月份里面，第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把文化作为跟世界走出去的文化交流。再一个是我们纪念上一次美国来中国很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所以从文化开始我们可以消除很多误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杨澜：非常好，我想无论是在当运动员的时候还是退役之后，你都参加了很多跟世界其他国家运动员的交往活动，这次奥运在希腊点燃你也作为中国第一棒火炬手，从希腊运动员手里接过第一棒火炬，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未来打算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促进中国运动员跟世界运动员的交往呢？

　　罗雪娟：对于中国运动员的成长道路来讲是相对特别的，因为从小都是国家养着我们，国家给我们钱，给我们吃的，给我们衣服。因为之前很多的运动员都说为什么你来游泳呢？因为我们家没有钱，游泳游的还不错，我们可以进入专业队可以改变命运，正是有了这样的待遇我们去游泳，当然我自己是十分喜欢这个运动的。来到国家队以后，不断的潜移默化觉得我既然吃人家的，穿人家的，我就应该好好努力为国争光，到最后我的理解是，其实我自己接受得太多了，所以我要回报，抱着这样的心态也一直在努力的游泳。

　　据我知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他们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他们真正的喜欢这个运动他们付钱给教练，当他获得成绩以后有了奖金以后是自己的，我们不可能拿百分之百。我觉得这是在不同的体制之下，但是当我们怀着同样的梦想，我们大家的梦想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届奥运会上，我相信金牌也是各自被分了。这种文化带给我们大家一样的目标，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思维。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攀登，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