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聪博士郑璇武汉传火炬 不做助听器的奴隶(图)

图为：郑璇在教孩子跳舞

图为：郑璇与丈夫在艺萌康复中心

　　■时间 8月28日

　　■人物 郑璇

　　■采写 记者周洁

　　■图片提供 郑璇

　　郑璇，1981年9月24日生于武汉，博士在读，武汉市青联委员。1983年，因注射卡那霉素过量失聪。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2006年考上复旦大学博士生。

　　曾获台湾“陈沂君、陈光森追思听障助学基金”、复旦大学第十九届光华自立奖特等奖等；被授予第六届“武汉市优秀青年”、“武汉新长征突击手”及上海市自强模范、武汉市自强模范等称号。

　　对话背景

　　今天，北京残奥会圣火正在武汉沌口传递。由聋女到博士，由自卑到达观，火炬手之一郑璇创造了聋人自强的奇迹。其叶青青，亭亭如盖。接受记者采访，郑璇总是微笑着，更惊奇的是，看着口型，她可以用普通话与人交谈。“我不希望健全人佩服我只是因为我是‘聋人’，聋人佩服我只是因为我是‘博士’”。郑璇只想通过她的故事、思考，告诉人们：人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任何人都可以对自身潜能的挖掘和发挥而走出心理困境。

　　不想成助听器的奴隶

　　问：8月31日，残奥会圣火在武汉传递。作为火炬手，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当选了火炬手？

　　郑璇（以下称“郑”）：7月中下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传递活动是31号，而我们复旦开学是29号，所以推迟返沪，参加火炬传递。能成为残奥会火炬手，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在奥运旗帜之下，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渺小的。

　　问：对不起，有俗话说“十聋九哑”，你却能说比较流利的普通话，与人交流，真的非常棒。

　　郑：像我这样有条件佩带助听器、进行口语康复，并且取得较好效果的聋人，在全国来说相当少见。20多年来，父母完全以我为生活的中心，过着几乎没有自我的生活。三伏天，武汉火炉一样。家里买了个双卡收录机放儿歌，为了不干扰邻居，窗子都挂上厚厚窗帘，在这个闷罐子里练习发音，浑身是汗。

　　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父母的全心付出，自己的语音学专业知识，我的听力曲线图上，高频（人说话的主要频率）区的残余听力保留较多……总之，我的成功不代表着口语康复是一条康庄大道。

　　问：生活中，怎么不戴助听器？

　　郑：长期以来，我都是每天早晨起床就戴上助听器，除了洗澡，睡觉，从来不摘下。助听器不仅放大有用的声音，也放大噪音，长年累月的噪音轰鸣对耳朵和神经都是很大的损害。我不希望自己对助听器过分地依赖，更不希望自己被它异化，成为它的奴隶。何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几十年，听力还会进一步下降，听和说这种交流方式早晚有一天会将我抛弃。所以现在，我很多时候已不戴助听器了，转而通过看口型、手语、写字等视觉性的方式和人交流。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这也许有些不方便，但却是最舒服、最适合聋人天性的方式。

　　上大学时曾想过休学

　　问：据说你两岁发高烧，因注射了过量耳毒性药物致一级听力残疾。听力一级残疾，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郑：双耳损失分别为95和110分贝。如果不戴助听器时，家门被敲得震天响，或者电话响个不停，我都毫无感觉。

　　问：两岁的孩子，对世界还没怎么认识。什么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和周围小朋友不一样？

　　郑：上小学前我一直呆在家中，几乎不出去玩，没有小伙伴，主要的娱乐就是看书。6岁时我已连蒙带猜地看完了《西游记》原著。刚进小学时，别的孩子都热烈地相互交流着，我却只能坐在一边看着他们。有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老师说有一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吧，于是大家就合唱起来，我听不清他们唱些什么，也不敢跟老师说，只好在人群里惴惴不安地假装动嘴巴。后来我知道，原来那首人人都会唱的就是天天在新闻联播前播出的国歌。

　　问：因为身体的残疾，很容易导致心理上的自卑与胆怯，你有过吗？

　　郑：当然有，而且一度非常严重，现在其实也还有。

　　在武大就读的7年里，许多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如英语课上，老师用外语教学，我能听懂的只有三四成。我的口语也不好，每次听说课都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如履薄冰。英语四六级考试要考听力，我在20分的选择题部分全部填“c”。

　　问：这么大的障碍，如何跨过？

　　郑：想过逃避，想过休学，觉得自己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在健听人当中没有真正的朋友。那时和人交流时，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也羞于告诉对方，总是自己努力地去猜，或者装成听懂了的样子。这种做法其实很不好。后来，我慢慢学会在认识新朋友时，第一时间就告诉对方，自己是聋人，让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提高音量、改变自己的位置或重复自己的话语。这时我已经完全不将聋人二字作为自己的伤疤，而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身份标记。

　　丈夫充当了心理医生

　　问：听说你成家了，丈夫也很优秀。

　　郑：我的丈夫是北师大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大我7岁。和他在一起，仿佛脾气和生活都变得更加平和。

　　问：丈夫充当了你的心理医生。

　　郑：呵呵，可以这么说。人其实有无限发展的潜能，任何人都可以对自身潜能的挖掘和发挥而走出心理困境。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每一个人也应该更具宽容的眼光，认识到主流的，并非就是唯一的。残疾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打手语也不是不幸，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同样，手语也自有有声语言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呢。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在复旦人缘挺好，过得非常开心。我想，这一方面是我自身增强了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主流社会中的人们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越来越抱有宽容的眼光了。生活不能假设，只能继续往前看。

　　问：我感觉到，眼前的你，自信、健康、乐观。

　　郑：自信、健康、乐观，这并不是健全人才具有的标签，许许多多残疾人也一样具有。

　　我觉得，事实上我只是做到了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聋人读硕士博士在国外很平常，我不希望健全人佩服我只是因为我是“聋人”，聋人佩服我只是因为我是“博士”。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打上标签。

　　问：读书之外，有怎样的个人爱好？

　　郑：舞蹈是我的最大爱好。曾多次参加独舞、双人舞、群舞的演出。在复旦我是研究生舞蹈队队长，自己编舞、导演舞台剧，客串越剧身段之类的事儿我也常干，“玩票”玩得很开心。还有，从小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有空时写写文章，散文和小说都写过。文字是我的最大特长。和大部分女生一样，空闲时喜欢逛街购物，我还是复旦日月光华BBS美容版的“达人”。女博士并非人们想象中的“灭绝师太”。

　　适当援助实现真平等

　　问：其实读完武汉大学的硕士已经很了不起了，读博士即使对有些健全女孩也不容易？

　　郑：可我觉得读博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比硕士又多读了几年书而已。呵呵。之所以选择读博，主要是因为复旦大学的这个专业吸引了我——中国手语语言学。这个专业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复旦大学的龚群虎教授是国内唯一对手语研究的语言学家。我给他写了电子邮件，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龚先生表示非常欢迎我报考，说只要我考试成绩过关，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我。于是，2005年，我如愿成为了复旦学生。

　　问：你上大学好像挺顺的。虽然国家有政策，残疾学生高考达到了分数线，残联要加强资助和协调，力争使他们100％被录取。可实际上，残疾人上大学依然困难。

　　郑：的确如此。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在当今潮流中，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那就是全纳化，即保证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教育。但在我国，残疾人上大学难的问题还在继续。1998年在我参加高考体检前，父母和老师担心我的听力情况会对进大学造成障碍，曾想过找同学代替耳语测试“蒙混过关”。因为之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听障学生报考一所著名高校，成绩远远超出分数线，口语交流基本没问题，但校方在专门为他举行面试之后，仍将其退档。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

　　问：如果普通高校有专门针对残疾学生的专业，是不是会好些？

　　郑：目前，我国只有几所普通高校针对聋哑学生，开设了美术、软件设计等专业的聋人班。如我前面说的，像我这样一个“口语族”的聋人尚且遇到许多困难和辛苦，因此，“手语族”聋人在普通高校里生存的艰难，可以想见了。

　　全纳化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要在入学上向残疾学生敞开大门，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援助，比如为肢残学生提供坡道、无障碍厕所，允许听障学生以他们自己习惯的交流方式来进行学习和参加考试等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参与。